“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 （跃马扬鞭）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回顾这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变化是别具意义的。最低限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是如何从一个封建古老而又没落的国家发展成今日与现代化接轨的脱胎换骨的国家。

在这方面，孙中山于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及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以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奠基，而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作为突破口。他成功地结束了长达二千年的封建制度，为中国新生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虽然他的革命果实被军阀剽窃了，而曾出现袁世凯企图称帝的复辟逆转（1916），但迈向共和的中国已不能再走回头路。袁世凯（也在1916年逝世）注定要失败是因为已经醒觉了的中国人民在孙中山引进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后，认定中国一定要走现代化的道路。

不过孙中山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他的革命伟业，也没有办法实际掌控政权主导新生的国家，反而使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乱局，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正因为国势衰弱，当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也瓜分了中国的利益，并将山东一带领土割让日本而触怒了中国民众，引发了北京大学学生于1919年5月4日的示威游行，迫使军阀政府未敢签署和约。未想这一星火燎原的运动竟然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唤醒了沉睡的中国青年张大眼睛遥望西方的世界，对外来的“民主与科学”知识求知若渴。于是，“五四”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成了新文化运动。领导文化革新的著名人物有陈独秀，胡适及鲁迅。他们后来走向不同的道路，但对新文化运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领导政治及社会改革的除了孙中山之外，尚有陈独秀与李大钊，为现代化的中国奠下基石。

从1919年到1926年，或准确地说，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到1926年的10年间，基本上是属于“文学革命”的年代，并没有排斥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流入，反而大量地向西方取经。不论是在政治、社会或文化层次上，我们称之为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启蒙时代，且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的体系，以告别封建主义。

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源之于十六世纪普及的欧洲文艺复兴，主要表现在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蒙昧，以人文精神反对神权压迫，带动西方脱离古典时代，进入现代社会。

“现代性”的出现是因为当时西方社会要告别古代或古老或旧有的时代，出现了“现代”（Modern）的字眼，为要迈向现代化（Modernisation），也就滋生了“现代性”这一个理念乃至发展成为一种理论，以引导国家的发展。

“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高涨，恰恰是引进了西方的现代性学说而蔚成波澜壮阔的运动。但无可否认的，现代性的推进，也诱发了物质的享受和道德的沦丧，以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出于私利而变得残酷与不择手段。

当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后，进一步暴露了“现代性”的弱点，人性的贪婪与泯灭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灭。蒋介石在取代孙中山的地位成为国民党首领后，不惜在1927年血洗共产党人，中国政局陷入动荡不安。

而在这之前的1925年中国又发生“五卅”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酿成英国命令印度巡捕枪杀13人及数十人重伤惨案，激怒了中国知识界转换轨道，将“现代性”的循序渐进的启蒙思潮转成激进的革命思想。

1926年，郭沫若思想大转变，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强调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而“真正的文学只有革命的文学”。他的文章的震撼性是将“五四”以来提倡的“文学革命”转成“革命文学”。当“革命”带头时，意味着文学是革命的武器，不再是文绉绉的，而是如同“机关枪和大炮”，投向敌人的心脏。

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变，出现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文学走向革命的道路；文学与政治挂钩。其二，苏联的十月革命（1917年）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在文学界找到知音，整个文化界结合了中共的政治斗争理念急切地向左转。1930年“左联”在上海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占据了文学阵地，鲁迅也成为左翼的第一文化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确定了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他强调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不能迁就和妥协的。

因此从1926年之后，中国的“现代性”道路已受阻，中共选择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两者之间的分野在于后者旨在建立威权的政治统治，并采用苏联的模式建构新中国。当时中国正面临日本侵略，有亡国之虞，而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要灭中国，连带对西方的一切给予否定。在“救亡压倒启蒙”下，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被牺牲了，中共认为唯有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才能解救中国人不成亡国奴。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也成功地将“五四运动”形容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起点。

当1949年毛泽东取得胜利后，本来有机会使中国走回“现代性”的道路，无奈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包围下，他无法放弃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尤其是在1956年克鲁齐夫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已变质苏联，更进一步强化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来迎战国内外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和挑战，因而有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后，中国才在1978年之后重新启用“现代性”来改造国家。经过30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现代性”理论推动下，终于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由此来看今日的中国，它的成就起于“五四”运动是贴切与不为过的。

刊于2009年5月12日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