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著名評論家—謝詩堅—“飛揚網絡”: 槟城是大马客家人的发祥地—

根据维基百科统计，马来西亚2009年的人口有2千8百万人，其中马来人占40.1%，华人25.1%，印裔7.5%及其它民族（包括卡达山族及伊班族）占27.3%。由于出生率达17.0%，而死亡率只占4.4%。再加上人的寿命的拉长（男71.8岁,女76.3岁），因此马来西亚的人口肯定逐年有所增加。

如果以目前的生育率占总人口的3%来计算，于扣除死亡人数及移民人数后，则一年有百万人口的增加。可以推算，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的人口将会增至3千万名（取自Wikipedia网站）。若是按照马来西亚2007年统计局数目，则总人口有2千7百万，华人计有6百28万，到了2010年，总人口将达到2千8百90万人，华人增至6百52万人，占总人口的24.34%。

这两者之间的数字相差不会太大，不论华人25%或24%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经历了2百多年的拓荒，垦殖，发展与传承后，今后将如何在这个国家永续固存而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人之一（这不是本文所论述的课题，因此不在讨论的范围内）。

正由于马来西亚的华人面对的挑战与问题不是中国、台湾、香港或新加坡人所能够深切感受到的，也就难有系统地在华人社会中，分划出各籍贯的人口，和开展针对某一民系的学术研究；自然无法像中国、台湾乃至香港基于有利的条件开展所谓的客家学研究。

虽然有其困难和阻力重重，但我们不认为客家学是一片空白；相反的，它如果被良好的引导与梳理，马来西亚客家学的研究将会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正在推行“东南亚客家研究”的庞大工程，且已经在东南亚各地进行田野调查。通过以萧新煌教授为首的工作团，配合台湾各大学精英学者的努力，我相信这项空前和极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调研计划，在不久之后所彚集的成果，必然能够“凸显东南亚客家的特殊历史和特有的当前处境”。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是值得纳入世界客家研究的行列中，虽然在马来西亚尚不存在客家学的研究机构、单位和学府，但不意味着它被完全的忽略，它有个别的研究成果，只是没有被有系统的归纳，也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长期和不间断的研究和发展。在这方面，我注意到马来西亚客家会馆联合会总会长丹斯里吴德芳乡贤起了十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不但勤于波走海内外，建立起客家脉络，也不定期组织研讨会和座谈会推广客家研究，更鼓励出版书籍以资纪念。

我也要赞扬他身体力行，支持槟州客属公会在会馆内设立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虽然场地有限，但彰显了马来西亚客家人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用以激励世后不忘先辈的苦心耕耘，才有今日的成果。最为重要的是，它释放出一个重要的讯息：身为客家人，我们引以为荣。

究竟客家人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它有这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串起华人的历史和成为马来西亚历史的宝贵遗产？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社会中探讨和剖析客家人这一个独特的民系，便不难明白今天“客家研究，槟城华人”这个研讨会的题目定的十分贴切，且有其历史定位和实质意义。虽然，客家人不是华人中最大的民系，它的人口的数目字也有一定的争议。但不争的是，客家人的身先士卒而引发移民南向的第一个浪潮，这个地方就是槟城。自此之后，络绎不绝的华人大量从不同的渠道相继涌入，形成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

尽管有人认为华人移居马新两地有三个高潮阶段，即第一个高潮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大混战时期（1912-1926）；第二个高潮是国共对抗时期（即指1927年蒋介石对中共围剿，国共破裂，直到1936年）；第三高潮是日军侵华时期（1937-1945），但移民潮其实更早发生，而不是辛亥革命之后。

（一）客家人在槟城掀起移民潮
我们接受曾任华民事务官的巴素博士的历史记录。他说，在公元1641年时，马六甲有华人三四百名（这一年荷兰攻下马六甲，马来亚第二次被殖民。第一次被殖民化是1511年葡萄牙攻下马六甲。到了1750年，华人增至2161名）。华人移入马来半岛，只有在欧人殖民地设立后，以及有一个安全的基地能使华人毅然走上远征之途，才开始真有特殊的意义。” 。这就是说，在英国人占领之前的马来亚，不论是否被葡荷先后殖民化之后或被殖民化之前，华人的人口是十分有限的，只局限在马六甲内，其它地方华人几乎是少之又少。例如史书记载，当莱特占据槟榔屿之初，除少数华人外，人迹罕至，岛民也只有五十八人。

这里所说的58人，乃指英人莱特于1786年7月11日抵达槟榔屿时，已有华人生存在岛上。我们以此作为华人南迁的一个重要起点，因为在1794年时，莱特的报告指说华人已增至3千名（他也在这一年的12月病逝）。

莱特作为英国占领马来亚土地（槟榔屿）的第一人，在他主政的年代，也为华人打开一扇大门，客家人也随之而至，成为第一批拓荒者。当然也开放予其它民族，以致一踏入槟城博物馆大厅，你便会看到这幅标语：“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突出和解释了其多样性。

由于槟城的开头，华人大举南来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这种波浪式的迁移，终于在今天造就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估计不下6百50万人，在这个人数中，从网站的数据显示，福建人有180万名，客家人160万名，广府人130万名及潮州人97万名等等。不过，对客家学有研究的刘崇汉则有下列的表述：1911年之前华人人口中，广东人最多，其次是福建人，再次是客家人及潮州人；而在1911年之后，福建人一直排在首位。自1957年至1980年的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客家人已成为西马第二大华人方言群。在西马360万的华人人口中，福建人占36.7%，客家人21.8%，广府人19.2%及潮州人12.3%。

他比较接受的数目字是西马的客家人有126万，而东马有54万之数，合起来有180万客家人。他同时认为1991年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客家人只有108万人是值得怀疑和被低估数目。

另一方面，学者饶尚东指出，1991年时在砂拉越华人约47万5千名，其中福州人占14万9千余人，客家人则有14万2千余人；而在沙巴，华人21万8千人；其中客家人高达11万3千余人，占华人人口的54%。

两个州（沙砂）的客家人加起来，计有25万6千余人，占东马华人人口的39.8%。

如果我们从上述两位学者的客家人数加起来，则时至今日西马有客家人140万，东马有客家人40万，也就有了前客联会总会长丹斯里谢富年所估计的数目：全马客家人共有180万（谢富年1998年1月4日访马六甲客家公会时的讲话）。

但事实上，客家人果真有180万吗？作为曾介入客家公会活动和对资料的参阅，我始终怀疑这样的数目字是相当被放大的。我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根据族群方言的人口普查，在1957年之后就不予以特别的重视，而是依据1947年的族群人数作演绎和进行一般性的调查，准确性有待考证。

（二）虽然马来西亚的人口增长率以每年3%推算，但在独立之后。华人的生育比较控制；尤其是在80年代后，更有所节制。若马来人平均一个家庭至少有5名孩子，华人则基本上是2个半的孩子。换句话说，人口3%的增长率适用于马来人及其它，但不适用于华人，因此我们应以1.5%来推算。

（三）客家人口基本上男女各占一半，而下嫁的客家女性不一定是嫁回客家人，反而是嫁给其它籍贯的人。在比例上，若70%的客家妇女是嫁给非客籍男性，则她所占的客家个体也只是一个，不能成长，因为她的传宗接代已被归为其它籍贯，不能再算为客家人传宗接代。

（四）由于环境的变迁和城市化的到来，包括乡村的城市化，已使到新生一代的客家人许多已不能操客语或甚至聴不懂客家语。虽然在血脉上，他们仍被视为客家人，但他们对客家的记忆与印象是模糊的乃至不明究理的。

如果我们详加调查和研究，不难发现许多城市的中年客家人是不操客语或不懂客语的，更不用说他们的下一代懂得客语了。

这种方言的自我流失，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城市的客家人发现到“客家话”不再是通用语，自然无需认真学习；而在乡区长大的客家人，也有不少往外发展，变成客家话越来越少派上用场。再加上电视电台用语只是对客家话节目加以点缀，掀不起学习客家话的热潮。

以此类推，至少有40%乃至50%的新一代的客家人不会讲客家话了。连带也提不起兴趣参加客家的社团，更会认为是不是客家人已不重要了。虽然这不等于说客家人因此而减少，他们仍然被列为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却从中反映出客家话面临断层，已经出现危机感了。有人甚至不知客家话为何物。

由于主客观的不利因素困扰着客家族群，我们因此不能乐观地认定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有180万的庞大数目。就我个人观察，比较可以接受的合理数目当在100万之数。其中西马有60万左右，东马有40万左右，若是按一般的说法，则数目是约在120万之数（西马70万，东马50万）。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和面对挑战。

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自暴自弃或干脆把客家话还给祖先，因为从历史来看，客家人确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民系，而且也因为客家人的参与和领导，造就了今日的马来西亚。这就是说，我们不比族群的数量，而是拿历史作为实例来证诸客家先贤是马来西亚华人南来的开路先锋。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槟城是华人较有规模南迁的起点。因此我将以槟城的客家人作为本文的研究个案，并从中带出一个自然形成的客家村就在槟榔屿，就在浮罗山背这个纯朴的乡镇，它饱含了客家人的血泪史，也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耕读传家”的客家社会从中国内地搬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复制后开枝散叶，渗透到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就此而言，槟城不但是英国东进马来西亚的桥头堡，也是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发祥地。这两者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

也许有人争辩说，早在槟榔屿开辟前，在马六甲，在吉兰丹的布赖乃至在印度尼西亚的坤旬已有华人和客家人生存，槟城不算独占鳌头，但事实是这三个地方不能反映出客家人的扎根和传承，因为它有变数和劫难。

例如在1750年时，马六甲有2千余名华人，但历史上从来没有显示出客家人占有的比数，反而是福建人的落地生根，而后衍生出土生土长的华人，被俗称为“峇峇与娘惹”。这批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绝少是客家人的后代，因此客家社会早年无法在马六甲成形。

至于在吉兰丹的布赖（Pulai），虽被认为华人及客家人移入的历史少说有400年历史（指在16世纪北大年取代马六甲成为繁荣的商港后，有客家人从北大年移入布赖淘金），但在1800年之后数千名华族矿工卷入马来王朝的政治，而招致杀身之祸，幸免者无几（黄昆福说发生在1825年。到了19世纪才又再有华人回流，约500人左右，主要以淘金为生。不过已不再具有旧日的规模。因此重建后的布赖是1825年之后的事，也即是槟城已开埠至少39年。相比之下，布赖因为有断裂，不能算是华人的发源地。

而罗芳伯（嘉应人）虽在177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坤旬建立大唐总制（被形容为小共和政体），一直到1884年才被荷兰征服，历时104年。但他的门徒刘善邦是在1830年率3000人进入砂拉越的石隆门，成为第一批入住东马的客家移民。此时槟榔屿已开埠44年。抑有进者，在1857年，布洛克王朝血洗石隆门，3千余人被杀戮，尸体遍野，惨不忍睹。在1861年时，石隆门只剩下4户人家。目前居住在石隆门的华人主要是“灭族”事件发生10年后，才从加里曼丹或直接从中国移入。这就是说石隆门在生变前后，都比槟榔屿发展为迟，也就不是华人的第一个落脚地。

（二）客家人在槟城的五个第一

也只有槟城才是华人的发祥地。在时间上，从1786年算起，直到1819年莱佛士在开辟新加坡后，华人才有另一个渠道进入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在1830年后才凌驾槟榔屿，成为英国的重要军港。而在1826年时，英国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不论后来的政局如何演变，不争的是，槟城始终是为华人南来开了第一道门。它的历史地位也使到南来的客家人有了一个大展长才的舞台，演绎出一件又一件传奇的故事，直到今天，仍令人津津乐道和啧啧称奇。

以下的历史故事，彰显客家人早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是开创性的表率，强有力地证明客家人以槟城作为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第一块基石。

（一）在宗教方面，在马来西亚第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丹绒道光海珠屿大伯公庙是客家人在1799年建立起来的。它涉及三名客家人—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较莱特更早来到槟城垦荒而栖（约早了41年），他们死后被当地人尊为大伯公（二伯公及三伯公），供奉拜祭。在庙后有三人坟墓为证。直到今天，此大伯公庙仍归五属客家人共同管理，成为客家人立足槟城的地标。后来，其它籍贯人也出现了大伯公庙，尤其是1844年出现的以福建人邱天德为首的“建德堂”，也被称为“大伯公”会党。

另外，举世闻名的以福建人为主且与福州鼓山寺有连系的极乐寺，建于1891年，先成大士殿一座于山麓，5年之后，五位客家贤士──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郑景贵及戴欣然联同其它共65人共集资17万9千元进行扩建，前后16年完工。这就是说，今日极乐寺之闻名遐尔，富丽堂皇，客家先贤功不可没。

（二）在政治方面，杰出客家先贤张弼士（1841-1916）于1893年被清廷委为首任驻槟城副领事。翌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继后的第二任领事张煜南（榕轩）（1851-1911），第三任领事谢春生（荣光、梦池）（1847-1916），第四任领事梁碧如（廷光、广辉）（1857-1911）及第五任领事戴欣然（春荣、喜云）（1849-1919）。他们是从1893年到1911年的18年间的清廷驻槟城领事，俱是客家人（请注意，他们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兴亡的前后年代来到马来西亚，进一步佐证了太平天国与客家人向外迁移大有关系）。

在清朝被推翻后，新诞生的中华民国也延续了领事制度。首任领事戴淑原即是清朝最后一任领事戴欣然的次公子，他从1912年担任正领事（或副领事或代领事）到1930年。间中其兄戴芷汀曾一度任代领事（1920-1922）。在这18年间他们兄弟领尽风骚。

1930年后到1950年的20年间，又有杨念祖，谢湘，吕子勤，黄延凯，叶德明及李能梗相继担任，但已不是纯客家人，其中吕子勤，叶德明及李能梗分别是湖北，江苏与湖南人。这意味着客家人在30年代之后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也反映出30年代后，领事的“权威”已告式微，不再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因为在那时马来亚共产党已告成立，左翼运动逢勃发展。这批国民党的代表已不得不靠边站了。政治气候也因1931年的东北三省沦陷和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引爆中日战争而有了大逆转。

我们将在下一节论及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原来有另一股客家人逆流而上，不让历史留白。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第一任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王保尼是客属嘉应人，一直担任至1969年大选失败为止，前后历时12年，总是“延续”了客家人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三）在教育方面，马来西亚第一间新式学府是于1904年由客家人张弼士在槟城创办的，取名中华学校，直到今天仍存在中华小学（亚依淡）及发展了中华中学（青草巷）。其它创校赞助人如谢春生、梁碧如、张煜南及胡子春俱为客家人。 1908年，纯客家人资助成立崇华学堂。民国初年，改名时中（现有正校及分校），发起人为梁碧如，谢春生，戴欣然及戴芷汀，主要赞助人有张弼士，胡文虎、郑大平、戴淑原等。

1919年，客家人戴欣然有鉴于新加坡在陈嘉庚领导下，成功设立华侨中学，乃于同年在槟城首开先河，创立第一间华文中学，也取名华侨中学，开课后的第一个月，欣然突逝世（4月），学校顿失依靠，一年之后宣告停办，留下遗憾。

华侨中学停办后，其图书仪器由欣然长子淑原于1923年将之移交锺灵学校（创办于1917年，在1923年提升为中学）。

1913年，时值戴淑原担任驻槟城领事，他领导成立槟州教育会，推动采用中国教育部法令，实行三学期制度，规划统一的假期表（时至今日，马来西亚的学校也实施三学期制度）。

1920年，戴淑原成功推动华校根据中国制度，采用国语教学，鼓吹学习国语（华语），各校起而响应。这就是为什么马新的华校从那时开始就广泛采用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免除了方言教育造成的语言隔阂的混淆。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贡献，也造就了马来西亚华校教学媒介语的统一性，戴淑原显然居功厥伟。

（四）在社团方面，全马第一间注册社团是槟城的嘉应会馆及增龙会馆，俱在1801年成立，有殖民地文献为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粤客人士最早思及的是对死人的料理而不是对生人的照顾，所谓“入土为安”是为华人保留下来的传统。在1795年时，槟城就有广东公冢之设，5年之后，即1800年又有福建公冢之设。到了1800年后两大帮派合组广福宫（观音庙），接着在1886年，又再两帮基础上设立“平章会馆”，是为今日华人大会堂的前身。由此可见客家人在组织上也比其它族群更早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五）在经济方面，客家人除了张弼士腰缠万贯，主要投资在中国外，另有一位也是不平凡的郑景贵（1821-1898），主要投资在马来亚，他比张弼士年长20岁。在20岁那年来到马来西亚，靠承包酒赌当（饷码）起家。他的家就在今日的义兴街的“慎之家塾”内（已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早年既是海山会党首领，也是霹州甲必丹。最时来运转是在介入了在霹州拿律的锡矿争夺地盘，率领了许多客家人在霹州开采锡矿而成为矿业大王。在1874年的邦咯条约的签署，标志英国将权力的鞭子伸入马来半岛，而郑景贵是参与见证这仪式的其中一人。事缘霹州王室因王位继承发生纷争，而海山和义兴两大会党也介入其中，结果导致英国插手干预平息动乱，也借此机会掀开英国对马来半岛的干政。郑景贵与义兴头陈亚炎也各有得。虽然郑景贵在此役中较吃亏，因为是义兴支持的王储阿都拉继王位，也使海山丧失在拿律的矿区，但郑景党显然也从中得利，获得英国的重视，以甲丹的资格参加霹雳参议会，成为一方霸主，拥有12名警察调遣。在华人社会中，难有人出其右。身为客家首领，他成为当年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并惠及其哲嗣郑大平（1876-1935）在1918年是第一个获准发行个人钞票的个体尸，成为金融业的泰斗之一。大平也在槟城活跃，一度成为槟州中华总商会董事。

凡此种种，体现了客家人在19世纪是呼风唤雨的一方，强有力地推动马来亚经济的发展，也鼓励更多的华人大举南来。

既然早年客家先贤在槟城独领风骚，为何后来住在乔治市的客家人不见多数，反而在后来成为“福建话社区”，将客家人抛在后头，这是有各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其一，客家人的天性使然。大多数客家人像在中国时那样，选择较偏僻的山区居住，以务农为生，显得与“市”无争。这种现象也反映在早期的马来西亚其它地区。

其二，虽然客家人在槟城定居后有无数个创造与第一，但没有也无法在市区内建立起“客家城”。反而是客家杰出先贤以他们个人的财力与智慧，介入当地的华社活动，不带有浓厚的帮派色彩。例如潮客帮的互动及客家领袖不分彼此在华社的贡献，也就不刻意在城市争一哥的地位。

其三，客家人在先贤的带领和推动下，走向联邦内陆，大批人涌往吡叻及雪隆等其他州开矿，种植橡胶和在农村从事小农生意，又形成客家人四处流动的一大特色。当客家人口分散时，更无法显现客家人在乔治市的独特地位。

其实不论在早年或后期，客家人都不是在槟州占华人人口之冠，更不是在乔治市形成客家社会。除了有上述因素外，也还因为客家人（指一般的平民百姓）在槟榔屿又找到另一个落脚地，足以和中国的农村社会媲美，这就是偏离市区的浮罗山背了。可惜的是一向以来，没有学者（或绝少）发现到浮罗山背早年原来是一个客家村，而且是天然形成的。（三）浮罗山背“客家村”的形成在进入探讨浮罗山背“客家村”之前，我们有必要大约推算在槟州究竟有多少客家人？他们又是怎样分布的？

按照学者许云樵的研究，槟州华人随莱特大批南来后，人口不断地增加。从1818年的7千余人，到1860年的2万8千人，到了1911年已是11万人；1931年17万人；1947年（战后）24万人及1957年（独立）时32万人，占槟州总人口的57%。

在三次人口普查中（1931，1947及1970），都是闽南人（福建人）居首。在1970年有19万人，占华人人口的45%；潮州人次之，在1970年有10万人，占23.7%；广州人居第三，在1970年有7万人，占16%，而客家人在1970年有4万人，占9.5% 。

在我们考察槟州社会和人口组成的过程中，我接受许云樵的族群分析的巴仙数，承认客家人在槟城的社会中从来就不是最大的族群，反而少于广州人和潮州人，但也接受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中，客家人仍是第二大民系的说法，可以以100-120万客家人作为标准。

在当时4万名的客家人中，又有多少人住在乔治市，而又有多少人住在郊外和浮罗山背呢？这是无从考察的数目，但也可以推算出来。

1957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槟州总人口共为67万7千余人，华人在乔治市有17万人，在东北区（丹绒道光北上一带）3万6千人及西南区（主要是浮罗山背）2万1千人；而此区马来人有2万3千名。

我们由此来推论当时在浮罗山背住着约一万名的客家人，因为它有相当多的地方表现出客家人的特征。我在2007年的时候向来访的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学者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那就是被我们“遗忘”了的一个天然形成的“客家村”，就在槟城的浮罗山背。这是我一直要进行田野调查又苦于“势单力薄”而无法开展的另一个宏愿。他们问我为什么有此想法，我告诉他们在2006年成功地在槟州客属公会设立第一个“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后，警觉得我们不够完整和有断裂，没有将浮罗山背贯穿起来。

我请求他们在2008年组学者考察团到浮罗山背进行田野考察，看看所说的“客家村”是否成立？有没有研究的价值？

我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浮罗山背已成为一个固定地名。但这个名字取自客话。恰好从乔治市望去，浮罗山背（Balik Pulau）就在浮罗山的后背的一块大平原和沼泽地带，客家话把山的后面称为“山背”；而福建人或普通话称之为“山后”；潮州话也可以叫做“山尾”（因在中国潮州就有一个汕头，另一个汕尾的地名）。

由此可见，客家人最早落户在这个地方，并用客话将它称之为“浮罗山背”，久而久之，它的名字被固定下来。若不是客家人的影响力，它将可能被称为“浮罗山后”或“浮罗山尾”或甚至其他名称。

（二）客家人的新天地。浮罗山背是早年客家人选择倚山而栖，依海而住的好地方，几乎是中国社会族群结构的缩影。有三位学者“认定”客家人是华人的先驱者。

第一位是曾任马来亚华民事务官的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他形容大伯公庙的三位较莱特为早登陆槟城客家人——张理、丘兆进和马福善为华裔的开辟者。

第二位学者是客家人的温梓川（已故，前光华日报总编辑）指出：“客家人最初在槟榔屿登陆居留的地点，首推浮罗山背，而以惠州人占多数。在咸丰历任年间，即1856年时早有公冢之设。浮罗古代碑墓多属惠州人，足证客家人到槟榔屿，尚在开辟（指浮罗山背）之前。天主教堂则建于1854年间，该地客家人信奉天主教者亦最多。”

温氏也在文章中对当地客家人进行访问，证实他们的先祖是在“太平天国”期间辗转来到浮罗山背定居。其中一位黄叶生系太平天国军官，在洪秀全失败后（1868年），结百余同伴来到马来亚，生存者仅20余人，居住在浮罗山背的双溪槟榔。

第三位学者黄尧补充黄叶生的曾孙名叫黄信忠。他们身上带来的太平天国的铜币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证据”，以证明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逃难者。

由于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逃难者不得不远离城市，避人耳目隐居山地也可说是客家人的天性使然，宁可择居山地而不入市。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客家人后来在浮罗山背形成一个“客家社会”，并发展成为十分独特的族群已是有史为证。

太平天国基本上是客家人带头的一场农民革命，曾在南京建立起与清廷相对峙的政权达17年之久（1851—1868）。在失败前已有居住在非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的客家人向海外移居；在失败后有更多的人向外避难。

住在中国南方（赣粤闽三角洲）贫瘠山区的客家人也不堪生活困苦，率先向海外寻求新天地。

当英国殖民者对华工打开方便之门（起于1786年）时，客家人的远渡重洋也成一种风气。浮罗山背既是一个隐市的山区，又是农耕之地，自然适合于客家人成群结队到来居住。其中最突出的是双溪槟榔至今还完整地保留其名副其实的客家村的面貌。其它地区如浮罗市区，浮罗勿洞乃至美湖也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他们在浮罗山背建立了一个讲客家话的社区，但又融入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中。

（三）当地客家人除了受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影响外，也在后来成为马共革命的大后方。这种政治形势的逆转，体现出中下层的客家人已与上层的客家先贤所走的右派道路背道而驰，他们走上革命的左翼道路。客家人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浮罗山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将这段历史连贯起来，也就是说，浮罗山背是个有待开发研究的领域。

果然，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后来配合台中研院提出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大计划，也就联成一道在2008年6月底来了一批学者和研究员，“长住”（一个月左右）浮罗山背进行访问和考察而获益匪浅。继后又有学者进行后继的调研工作，而在今年正月在槟城举行的“东南亚客家研讨会”总算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两批学者包括张翰璧所长、罗肇锦教授、陈秀琪博士，以及张维安教授、林开忠博士、利实时博士等及一批研究生。

（四）设立浮罗山背“客家村”地标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全程参与调研的中大研究生黄靖雯提呈的总结性报告，让我们看到浮罗山背真实的一面，也让我们更具信心按照原定计划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的地标。

在我们的初步构想计划中，在浮罗山背适当的地区建立一座由客家人推动的“浮罗山背客家文物馆”。虽美其名为客家，但它所涵盖的内容以浮罗山背的历史为主轴，反映出三大民族的两百余年的生活环境和方式，进而突出不同民族如何在民风谆朴的乡村和谐生活又一代传一代。老实说，槟州在历史上有三次流血大暴动，也有涉及种族纠纷，但从来未曾在浮罗山背发生过。这证明了饱含“客家精神”的华人，以入乡随俗的心态溶入了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中。

就此而言，设立“浮罗山背客家村地标”也就格外显示其重大意义。

无疑的，黄靖雯的工作报告是十分细致又有其实质性，对我们的构想补充了建设性的材料。

按照黄靖雯的研究方法，她是根据官方的地区划分来界定浮罗山背的地区，而我们是根据当地人的习惯界定，把浮罗山背归纳到下列的十个城镇做为据点。基本上相差不大，这些地区计有文丁（Ginting）、浮罗勿洞（Pulau Betong）、双溪槟榔（Sungai Pinang）、双溪槟榔港口（Kuala Sungai Pinang）、新路头（Jalan Baru）、班底亚齐（Pantai Acheh）、亚逸布爹（Ayer Puteh）、美湖（Gertak Sanggul）、公芭（Teluk Kumbar）及浮罗山背市区（Bandar Balik Pulau）。在今日来说，主要的乡镇都锁定在浮罗山背国会选区。整个西南区面积，包括大山在内几占槟岛面积的一半，扣除山地外，应有70—80平方公里之大。（参阅图表）（被列为西南区）

政府的人口数据显示，在2004年时，西南区总人口有十万人（浮罗山背国会选区有选民4万余人，符合40%是选民的标准），其中马来人占61%，华人占31%，印度人及其他族群各占7%和1%。这意味着在3万名华人中，客家人超过了1万5千名。

黄靖雯的报告显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占了华人人口的大多数，其中大部分祖籍惠州，其次是海阵丰、再下来是河箩与大埔的客家人。在社区语言方面，大部份的浮罗山背华人居民皆使用客家话，就连非客家人（如福建人）也必须使用客家话作为社区语言。这个现象与槟城首府乔治市使用福建话为社区语言的惯例形成壁垒分明的状态。

除了当地客家人加入天主教会（目前有华人教友2千余名，大部份是客家人，早年则用客家话传道），和多数成为佛教徒和道教徒（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宝天宫是为一例。这座庙宇早年也开办学校，但用客家话教学）外，黄靖雯也发现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与马共的关系十分密切。我在了解其中的历史后，查出原来领导浮罗山背马共斗争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客家人黄源茂。他在1947年到1957年的10年间，在浮罗山背领导为数不多的马共在山林战斗，且数次死里逃生。

根据我与黄源茂的对话中得知，他当年之所以能让红旗10年不倒，在美湖建立“小延安”是因为浮罗的客家人支持他所领导的抗英斗争。约莫估计一半以上的客家人成为他们的大靠山。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他的革命斗争不可能持续10年，后来因为马来西亚独立，在陈平的下令下，他们全数撤退。

黄源茂一行人于1958年到新加坡避难，1961年远赴澳门定居，1989年马共和约后，他选择定居泰南也拉（目前还健在）。

黄靖雯在产业调查方面，也发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有下列的差别，居住在市镇的从事小型的商业活动，如中药店、书店、餐饮业、电器行、家私业及杂货店；居住在山区的客家人则从事农业种植活动，如种榴莲、橡胶、豆蔻、丁香及其他蔬菜与水果等农产品，属于家庭性质的。

这说明了在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已不是大富大贵的人物，没有出现所谓张弼士、郑景贵和戴淑原这类的上层阶级大人物，而是属于中下层的阶级。

这一大部份人在深受左翼运动的影响下，早年参加或支持马共斗争不仅可以理解，也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从社区语言，从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态来看，浮罗山背“客家村”是存在而且是可以成立的，值得“树碑立传”。

或许有人从人口的角度抱迟疑的态度，并提出马来西亚有一些新村的客家人多的是，还轮不到浮罗山背“专美”。不过，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自然形成的“客家村”和一个人为形成的客家村是有很大落差的，也不能相提并论。

例如在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英军市政府就采取驱逐乡村华人的政策，称之为“毕礼斯计划”（Biggs Plan），将村民用铁制网包围起来，以隔绝支持马共，“华人新村”因之而来。从1950年到1954年底，总共有57万3千名华人被强制住进“新村”，在1954年时，共有480座新村，而到了1999年新村数目减成452个（因一些新村迁移至附近的城镇，而告解散）。直到1995年的统计，新村总人口已超越168万人，最多新村是落在吡叻（118个）、其次是柔佛（80个）、彭亨（49个）、森美兰（43个）、雪州（42个）及吉打（33个），槟城共有9个，而且全数在威省，槟岛没有半个。为什么槟岛的浮罗山背游击战打了10年，却没有“新村”之设，很值得玩味。其理由可能是浮罗山背成为马共出没的地方，一大片山林无从建立起围铁制的“新村”，只好强迫一些浮罗山背的一些“亲共”居民移至威省新村，但也不是全数。

在威省的9个新村居民，有来自槟岛的，也有多数来自威省的，因为马共当年在槟城——威省、吉打、玻璃市成立第八支队，在威南威中一带频有活动。因此槟城的9个新村初期也只有万余名人口，直到1995年统计不过是2万余名。

在全马的新村中，住着比较多客家人计有彭亨劳勿一带、雪州锡米山、沙登新村、无拉港新村、安邦新村等。其中沙登新村有最多客家人，在3万名人口中，90%以上是客家人。

不论西马各地的客家人在一些地区较为集中或因新村之设而成为客家村，都没有浮罗山背来得自然与得天独厚。这里没有新村，只有大自然怀抱着人文生态，也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登高一呼的客家领袖在领导群伦，有的是平民百姓的纯朴的客家人。

基于浮罗山背的特殊性，一向以来以马来人居多，华人之中又尚有其他民系在内，若单突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的历史和生活原貌，显得不完整和有其缺陷。因此，黄靖雯在其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设立“生活博物馆”，引用台湾江韶莹的理念来规划。江韶莹指出：“博物馆一直以来被视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地方或城市的标志，今天更被视为新兴文化与观光座标”（澎湖生活博物馆设置计划书）。

她建议浮罗山背“生活博物馆”是一座具备社区的、生态的、民俗的、生活情景的博物馆，也具备学术研究机构的功能。

为此她建议，“浮罗山背客家文物馆”可改成“浮罗山背生活博物馆”，成为综合性的文物馆，其内容如下：

（一）展示内容
1. “掀开历史序幕”：马来西亚历史vs槟榔屿开埠史vs浮罗山背开埠史。
2. “山的背面、鸟的里面”：浮罗山背自然生态，其中包括土地、自然、生态、气候、环境等。另外也把浮罗山背与马六甲海峡以及槟城岛屿产生对话。
3. [考古浮罗山背]：地名源起、马共、英国殖民时期等。
4. [浮罗山背与人]：浮罗山背族群分布、职业/产业类型、文化与节庆特色、宗教祭祀等。除了大架构地分析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我们也会细部分析华人内部各方言群的分布、文化、宗教祭祀与产业类型等。
5. [民俗纪事]：有关浮罗山背的故事、传说、特有习俗、信仰等。
6. [浮罗山背人物志]：历史人物、涉外人物（如传教士）、女性、老人、孩童等。
7. [生活，在浮罗山背]：名胜、古迹、名产、小吃、各种产业活动的体验。
8. [展望未来]：社区与公共论坛。
9. [常设特展]：浮罗山背与客家，其中展示客家与天主教、客家与马共、客家与山区，以及客家与农业种植。

整个展馆的平面图可以作如下的设置：

我们重视黄靖雯及台湾学者与研究生费8个月时间为我们（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展示未来的远景，但由于涉及的浩大工程，恐怕还得从长计划。这与我们原先构想的“浮罗山背客家文物馆”有相当大的距离。不过，她的资料也是值得参考的宝贵建议。

我们本来是想用三年的时间来落实一个客家村的地标，初步的构思是在浮罗山背一个适当的地方建一座“土楼”式的文物馆，内有各式各样的历史文物和当地的独特生活生态供公众参观，以期发展成一个新旅游景点，而带动其周围也形成一个集市，刺激和鼓励更多的游客来到浮罗山背不是只为吃榴莲，而是有一座独特的文物馆让他们回顾过去，且能在浮罗山背的大自然环境中流连忘返。
因此我们将会在不久之后向槟州政府提呈一份完整的计划书，希望在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用这座地标来丰富我们的文化遗产。（2009.4.25）

（本文作者拿督谢诗坚博士系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也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

图表（一）马来西亚人口表（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