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VS政党政治 （跃马扬鞭）

对于吡叻州的宪政危机，除了必须正视政党间的政治斗争外，还必须注意到民间社会产生的一股制约力量，因为忽视了后者鼓起的政治浪潮，往往会因误判而迷失在其中。

首先国阵或贴切地说巫统，在获悉有三名民联议员有异动之后，以最快的时间，或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宣布已在吡州议会取得大多数席位，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吡州政权。在它看来，向敌对党展开政治斗争是一种“正当”的反扑行动；当然它也预料到民联会起而抗争，但并不担心，因为国阵以其强势必能镇住转弱的民联，过一阵子便告“雨过天晴”。

虽然它也想到民间社会也会有反弹，但从过去的经验判断，这股力量不足为患，甚至也容易被打散乃至接受既成的事实。因此国阵大胆地在308政治海啸之后，拿吡叻州作为一个试验场，以考验它在民间的威力是否如同昔日的“威不可触”。结果是失算了，没有想到与民联喊出同一个“还政于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团体包括具有权威的人权委员会（SUHAKAM）、律师公会、净选盟（BERSIH）、基督教理事会、著名知识份子（亚洲公共知识份子）、ALIRAN、吡叻州民间团体（各民族组织）等等都向国阵施压，呼吁和要求解散州议会。还有最为重要的是甚至连国阵成员党中也有民政及马华的人起而响应要求重新选举。在他们看来，一旦出现宪制危机，最好的方法是重选，以决定人民支持哪一方上台执政。由于这样，民意也跟着起舞了。

其实，公民社会在今日能结成一股不分种族的政治洪流也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从种族的偏向而归纳在一起。这一痛苦的过程在战后重新孕育而成。先是1946年马来人的大团结促成了巫统的成立；继之是民间的社团和人民力量的结合，有了1947年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人单方面与巫统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但后者失败了。英国人“洞悉”人民力量的薄弱而不加以理会，继续其既定政策。马华公会在1949年的成立不是民间力量促成，反倒是英国扶持下的一个政治产物，用以协调华巫关系，及后的印度国大党被拉拢，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自此之后，这三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在1957年获得独立，虽然有面对反对党的抗争，也面对民间社会的压力，但在60年代的民间社会，往往由政党主导而不能自成一格。例如争取独立的条件，华人社会虽有其组织，但最终还是被马华收服而融入联盟的路线。又例如1963年由左翼政党领导的反大马运动，也因种族和区域的不同而未能成功。还有1967年由劳工党领导的在槟城发起的大罢市运动，也因引发种族冲突而始料未及。一方面取得旧币贬值（英女王肖像）的钞票的取消；但另一方面却是劳工党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后以杯葛大选（1969年）而自我消失。

唯一不与政党直接挂钩的民间抗争运动是由林连玉在1962年发起的华校运动，以反对政府收编华校，但他因此被吊销公民权，打了官司还是不能成事，从此华校步入多事之秋。

转入70年代，经历“513”劫难后，马华也学左翼政党主导华人大团结（1971年）却又昙花一现，以分裂收场。而马大华文学会在1974年成为左翼文化统战核心也在不久被击破。

不过在此时崛起的一个民间势力却是安华领导的回教青年组织（Abim）（1974年）在马来社会掀起浪潮。虽然他因此在内安令下坐牢两年，但在出狱后的80年代初期竟因反对社团修正法令（政府将社团分成政治组织及俱乐部）而结合各民族组织，成为民间的代言人。这是战后以来第二次出现没有种族性的民间反对力量。政府在形势比人强下，取消对社团的分化，但改弦易辙应对公民社会的“挑战”。

因此到了80年代，政府（国阵）采纳了收编政策，先有安华被召入巫统；后有董教总将郭洙镇及许子根送进民政。收编之风形成一种明流和暗流，许多有代表性的社团纷纷成为亲政府的外围组织或已不再有反对党的倾向，一时天下太平，国阵难逢敌手。这种收编或吸纳民间组织的策略一直延续到千禧年。

虽然在90年代出现两股抗争力量，但也与政党有关，不是独立成事，而且有种族倾向。一个是林晃升以董教总为背景带领一批人加入民主行动党，鼓吹两线制（1990），只在华社发酵；另一个是因安华跌马（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掀起的烈火莫熄运动，诞生了国民公正党，也只是在马来社会引起震撼。这就是说，两股力量尚未能打破种族藩篱。

只有在千禧年后，或确切的说，在2007年之后，一个新的形势才告涌现，既不属于执政党，也不归于反对党的民间力量重新整合，如净选盟、兴权会和律师公会等，但没有人看到它们的力量所在，也被认为如同过往，再过一阵子，不是被收编就是自我分化。反对党本身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只能尽其力组成松弛的阵线在2008年面向强大的国阵。未想一场308的政治海啸改变了马来西亚政局，一个民联组合也就在一夜之间成为国阵的克星。

虽然如此，民间力量还是分散或看不到其威力的，未想2009年2月6日的吡叻州变天又让民间社会一个新的契机发出强烈的声音。至此，我们看到新的政局是三分天下：国阵、民联和公民社会。后者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成为制衡双方的杠杆。这就是为什么吡州的重选或不重选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回响，而不是由法庭来定乾坤。从今而后，不论国阵或民联，都肯定会向公民社会靠拢，人民力量的伟大也确保民主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个时候，我们或真正看到“人民才是老板”的实质意义。

刊于2009年5月19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