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后：我的回忆 （天下纵横）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五四”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告别封建制度下“吃人的礼教社会”，为今日的新中国奠下不巧的功业。“六四”事件则是中国的伤痛，也被形容为“国殇”，阴影一直抹之不去。这两件事，相隔不过一个月，竟然有如此的“天壤之别”，确是始料未及。

“五四”发生在1919年，今年刚好是90周年，值得纪念与发扬；“六四”发生在1989年，距今刚好是20年，虽有人纪念，但悼念中有遗憾和责难。

究竟“六四”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与中国的变革不无关系，尤其是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打击，才有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的大事，遏住中国向动乱滑下去。

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提出“改革开放”的新路线，一下子被禁锢已久的中国人突然间在这个政策下被“解放”出来，而这个“解放”与过去的“国家解放”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它是针对个人的解放而允许“个体户”出现，也允许官员干部从商，打破了过去一切归国家的计划经济，开始走向市场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完善的法制监控，造成一些掌握行政权力的大小官员也把经商当成赚钱的工具，一时之间很难分辨谁是官员，谁是商人？反正两者可以结合，大家都在摸索中大干一场。

正因为失控和过热，引发中国官民思想开始转变，并向西方看齐，也就不期然地陷入了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向往，贪污滥权与投机倒把成风。另一方面，民众的生活改善有限，收入也追不上物价扬升，不满与抱怨油然而生。

于是开始了非官方推动的运动，例如1986年在安徽合肥发生的学潮，就是冲着“改革开放”下的弊端而来，当然也夹带着自由民主的诉求冲着中共政权而来。就这样在1987年被邓小平一手扶起来的胡耀邦总书记被撤职了，他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北京一些大学开始出现悼胡挽联，接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也置放许多花圈，继后悼念活动扩大。到了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出席了，而在大会堂外竟有廿多万人静坐，更有百万群众夹道送别胡耀邦遗体。再一次卷起非官方的大运动。

那一天，我人在广州，从电视荧幕上目睹胡耀邦追悼大会，只见场面肃穆，未有任何异动，但从友人处被告知北京城已动了起来，大有“星火燎原”之虞。在语言中，似乎肯定学生和群众的运动是对中国伟人的悼念，并无不妥之处。

两天后，我由广州来到香港，与当地的报界朋友相聚。他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学生已自发性地动了起来，矛头直指要打倒贪官污吏，并进行必要的改革。根据他们的说法，北京不会乱，只是和平集会要求政府检讨和反省失误和弊端。

在香港逗留两天，我便回到马来西亚。惊觉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竟大事地报导北京的天安门已被学生占据，而且声势浩大，也得到群众的援助，提供茶水和食物。这些不离去的大学生与中国当局形成强烈的对峙，甚至在5月19日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亲赴天安门广场要求学生离去，也功败垂成。在这之后，赵失势，改由李鹏总理掌权，对北京实施局部戒严。在5月21日，香港有百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学运。形势的严峻越发不可收拾。六月四日，军方动用解放军及坦克开入天安门广场。隔天我突然在本地的华文报的封面阅及触目心惊的大标题：“天安门血染成河”。究竟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中国再陷入另一个“浩劫”。

在同年的10月，我决定飞赴北京了解一二，下榻酒店后的第一时间（约下午5时）赶往天安门看个究竟。因为天安门被“封锁”，不允进入。在说情下，我得以亲自目睹“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底破坏到什么程度？虽有卫兵站岗，但我还是成功地在四周看了又看，倒看不出有很多的弹孔。抬头一望，天安门广场冷冷清清，只有极少数人在走动。

不用说天安门的车辆也是少之又少，我算是一个“较幸运”的“记者游客”在天安门溜达半句种左右，但不可拍照。回到下榻的酒店已是华灯初上。北京又宵禁了。晚上邀约北京友人到酒店见面，被告知形势还是紧张，老百姓都不愿意和陌生人交谈，大家的心情都有不同程度的沉重。不过，我也被告知，天安门被清场时并没有死太多人，反而是外电的报导太夸张与渲染。我对真相并不了解，只能告诉我的北京朋友，外电的报导令人坐立不安，也只有当局才能释惑。

转眼间，廿年过去了，中国又是另一个样，比起20年前有太大的变化，其进步与繁荣也令人侧目相看。虽然如此，每到这个时刻，人们又记起那令人伤痛的一页。也许中国人民已淡忘，但海外的舆论好像淡而不忘，发出要求“平反”之声。中国会“平反六四”吗？我不知道。

刊于2009年6月15日 《号外周报》 第4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