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54年在新加坡成立的人民行动党简称为PAP(People’s Action Party)是由李光耀一手创立的。它一开始就与左翼份子结成一个新的组合,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它的标志是一个圆圈内有一道闪电。
1959年这个政党在新加坡普选中的51席中赢得43席起而执政,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
1961年这个政党面临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左派另起炉灶,成立了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造成人民行动党一分为二。主要的导火线是李光耀及其派系主张加入马来西亚而取得独立;而林清祥领导的派系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产物;主张马新合并,让东马则先行自治,才来谈合并事。
当这两种思想无法妥协时,也就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全民投票取得优势,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州。
左派不予认同,强烈地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持续其马新合并的立场。但在新加坡加入大马后的一周举行的大选,又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胜利,断了社阵夺权路。
在这之后,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并不安于只是新加坡州的一个地域性政党,它要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因而在1964年派出9名候选人象征性地在西马角逐,以便投石问路,观察选民的反应。
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李光耀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冲撞整个政坛,也让巫统难以承受。因为它不能接受李光耀的具有针对性的口号,并视之为对马来人主权的挑战。
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位候选人当选,但他是李光耀坚定的拥护者蒂凡那,意义也就显得非比寻常。蒂凡那也以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舌战群雄,突显了他的政治用意。第一个步骤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搞起一个团总的组织,以结合其他反对党(不论大小)的力量左右开弓。一边攻击马华公会;另一边攻击社阵,试图以第三势力涌现,准备最终取代马华公会在联盟的地位。
由于李光耀的强势领导,马来西亚政局也因新加坡的举动而掀起波浪,结果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也真正地结束了马新两地的藕断丝连的关系。
因为这一改变,原本在马来西亚活动的人民行动党也就被当成外国的政党不能在马来西亚活动。蒂凡那一时之间成为没有政党依附的议员。
但这只是短暂性质,在蒂凡那领导下,他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一个新政党的成立。几经波折,一个命名为民主行动党的政团在1966年3月诞生了,被简写成DAP(Democratic Action Party),以显示它与人民行动党有所不同。为让群众一下子熟悉民主行动党,它推出的标志是一个圆圈内有一支火箭。从设计到颜色,参照了人民行动党的党徽。它的用意也是希望人民牢记这是人民行动党孕育出来的新政党,既有李光耀的影子,也有新加坡的含意在内。它很难否认是与人民行动党没有关系的,不仅拥有实权的秘书长蒂凡那具有人民行动党的标签,而且党章、理念和口号也与人民行动党没有多大分别。
蒂凡那从1966年到1967年担任秘书长后,就把位置让给吴福源(一位与李光耀没有关系的政治人物)。尽管党主席曾敏兴及新秘书长吴福源都是西马人,也还是未能摆脱人民行动党的背影。
在这个时期冒出的新一代人物林吉祥也被认为与李光耀脱离不了关系。林吉祥既任蒂凡那的政治秘书,也担任行动党的组织秘书。虽然是南马人,但他在参政前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自然被认为是新加坡培养出来的精英。
林吉祥凭其敏捷思路与辩才,很快地浮现成为民主行动党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和行为与人民行动党不相上下。尽管他不是李光耀刻意培养的,但他摸透李光耀的心理,充份地演绎李光耀所要追求的目标。
例如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林吉祥是照搬使用也果然发出威力,这使到由人民行动党脱胎换骨的民主行动党很快地继承了李光耀在马来西亚的政治遗产,不必费太多的唇舌,人民感觉到这是没有李光耀存在,但有李光耀理念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嫌,李光耀决定在1969年大选前将蒂凡那调回新加坡出任高职,从而希望切断与民主行动党的“父子情”或说进行一次“政治断奶”的手术。可是不论有没有蒂凡那,民主行动党已占据了人民行动党遗下的优势,得以在1969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赢得13个国席,与马华旗鼓相当。换句话说,李光耀在1964年做不到的,民主行动党代他遂了一半的心愿。不过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也给民主行动党蒙上阴影,成为联盟乃至巫统攻击的对象。林吉祥的被捕突显了这一点。当时担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吴福源缺乏这一气魄,也就在“513”后成为失落的领导者。他在1971年辞秘书长职反映出他认为难于在这变幻的政治生态中有大作为,就这样在牢中的林吉祥成为取代吴福源的新一代领导人。
林吉祥在短短的几年内跃升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新舵主,自有其内外因素。他看来是一个比较称职的攻击型领袖,他无法与马华取得共识,证诸了他是一位难以收服的对手。比起蒂凡那的急先锋不遑多让;比起吴福源的领导更有自信心。
可是林吉祥毕竟不是李光耀,他也没有权力在握。在党内有权威,却无时无刻地面对挑战。1977年他与时任副秘书长范俊登闹翻(后期又和解了),也因后者指他采取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对新加坡的内安令有所辩护,而对马来西亚的加以反对。林吉祥否认此一指责,但对他的伤害已经造成。自此之后,林吉祥也自我检视,进一步“切断”与人民行动党的“父子关系”。这种情意结正如华人对中国那样存在先天的情感挥之不掉,因此民主行动党再怎么否认,都无法抹掉它是李光耀的“政治产儿”这一说法。
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有李光耀的历史影子,林吉祥这么多年面对的挑战与责难也得以立于不败的地位,证明了他如果不是李光耀的“入门弟子”,至少他算是李光耀的“出世弟子”。不知是时运不济或时不予我,林吉祥从1986年就开始计划有朝一日要成为槟城的新岛主,却一连三届的大选都没有美梦成真,倒成了他心头的伤痛。原本有意不让李光耀或林苍祐专美于前,无奈梦断槟岛,不能炫耀于后。
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林冠英竟然在2008年的大选异军突起成为第三位岛主。他创造了奇迹,也让林吉祥“退得口服心服”。不是林冠英比林吉祥更有政治头脑,而是林冠英比林吉祥更为幸运,在适当的时候才一场胜仗,洗脱了“永远的反对党”的这一烙印,也代父上阵凯旋归来,多少调治了林吉祥的“伤口”。
今天的林冠英正有幸地在光大办公室接见到访的李光耀,也许是李光耀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两人隔了“三代情”,不知能否擦出政治火花?
若是换了林吉祥,也就可以“把茶论英雄”了,毕竟他们有许多的共同回忆和话题。
虽然如此,林冠英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从李光耀身上看到政治是怎样使一个人成长而更具信心。不论今日的槟城是否落后新加坡廿年或卅年,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光耀的一口气造访三位首席部长,其深远的意义在于激励槟城不能自我矮化,必须迎头赶上。
从李光耀到蒂凡那,从吴福源到林吉祥,再从林吉祥到林冠英,即使今日的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扯不上关系,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林冠英有今日的成就,不能说与李光耀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此,民主行动党有今日的开花结果,或可以向李光耀展示其成绩单了。
刊于2009年6月13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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