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一句话•林冠英十年功 回顾新加坡与槟城的情意结

李光耀从6月8日到15日的8天西马之旅，所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他在槟城一行只是短暂的逗留两天，会见了三代首席部长，但他们所释放的一句话却有“振聋发聩”之效，既不是贬斥，也不是赞美；而是发自他个人的评语：槟城落后了，即使道路基建也没有芙蓉及怡保来得好。这一下子，槟城的政坛又引发一场政治交锋，人民的神经线也被震动。这也许是李光耀预料中事。但如果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看乔治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槟城与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相比，其发展是比较慢的，其变化也不多。许多曾在十年或廿年前来过槟城的人在重游后也会发出同样的评论。从一方面来说，是槟城保持它传统的历史风貌，变化不大；从另一方面来说，槟城作为一个大城市，其进度比不上其他大城市，在发展上是落后了。

作为槟城的人民，我们身在其中，也感觉到变化不大，反而有时也觉得有些矛盾：槟城是在“维古”抑或是在“推新”呢？当这两者都无法展示其新形象时，我们也只能说：槟城廿年前是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廿年后，它依然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既不十分现代化，也不十分“古迹化”。这似乎是槟城的特色：它的“落后”因为它“怀旧”？它的“变化不大”也是因为它不能“推陈出新”，把古的拆掉，把新的换上？因此曾经到过槟城的人或朋友都会听到：那些名胜你都看过了，没有新旅游景点，对不起。

不过，自从2008年槟城乔治市一地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后，其身价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看来看去都是一个样，但初来乍到的新游客则是对槟城“啧啧称奇”，承认它是一个真正反映多元文化和宗教的独一无二的城市。

这对熟悉槟城的人来说，一点都不出奇。对李光耀而言，也是如此。他主要是在观察槟城作为一个活力都市，怎么在建设上反映不出新气象和新活力来？也就难免一句话道出心中的感慨。

不论我们接受不接受李光耀的评语，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我们回顾槟城与新加坡的一段渊源历史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远远被新加坡抛在后头了。现在唯一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是：槟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区，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

其实在历史上，槟城与新加坡是一段“父子情”，父亲是槟城，儿子是新加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后来又倒转回来，反让新加坡后来居上，成为另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国家。

其历史的进程表是这样的：
（一） 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写上英人开拓马来亚殖民史第一页。1800年英国再从吉打苏丹手上占有威省，这样一来，槟榔屿和威省合二而一地称为槟城。

（二） 1805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委派坦达斯（Dundas）出任槟城总督。他随从中有一位胸怀大志的秘书莱佛士（Raffles）。

莱佛士协助总督在槟城设立了“街道委员会”，对街道的发展作了规划。

1811年，莱佛士被调往爪哇出任副总督，但这是临时性质的，因为英国不想占有印尼，只思及如何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

（三）1819年，莱佛士通过东印度公司向柔佛取得新加坡的占有权，就这样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的开埠人，其地位正如莱特开辟槟榔屿一样。

由于新加坡的战略地位优势，很快发展成军事基地，而槟城则因地理地位偏内，又缺乏造船材料，早在1810年就被英国放弃作为军港，因此需要在另处再辟军港。未想莱佛士的“独具慧眼”，使英国对新加坡的开发格外重视。

（四）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总部设在槟城。槟城保留自由港地位外，也宣布新加坡和马六甲为自由港。

（五） 1832年，新加坡的发展凌驾槟城，海峡殖民地的总部迁往新加坡，槟城的地位滑落，它必须听命于新加坡的管制。

（六）1856年，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各自设立市政局，且有法人地位。1857年，乔治市市政局正式成立，它被视为是乔治市市议会的起点。

（七）1867年，英国政府正式将三州府置于殖民公署之下，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八）1877年，英国正式设立“华民政务司”，由新加坡牵头，槟甲各有助手。这个官职也兼任社团注册官，启开了英国对华人的直接控制。

（九） 1890年，英国进一步控制华社，取缔私会党，成立“华人咨询事务局”，以瓦解私会党形成“政府中的政府”的组织。

（十）1896年，英国在马来亚半岛的政治统治地位被确认，整个马来亚半岛逐步落入英国手中。

（十一）1898—1900年，康有为及孙中山先后到新加坡和槟城宣扬“保皇”和“革命”运动，鼓起华人兴学办报热潮；尤其是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更带动了马新华社对政治的热潮。

（十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新加坡的陈嘉庚倡组“南侨总会”，账济中国抗战，一时风起云涌，槟城也不落人后，成为南北两大抗日基地。

（十三）1938年，非常巧合的，新加坡马共代表黄耶鲁（黄望青）被派来槟城推展马共活动（在《光华日报》任职）。他成为第一位来槟城主政的地下领袖。许多年之后，这位在抗日期间成为备受争议性人物的黄耶鲁，以黄望青的名字在70年代被李光耀委为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来自槟城的马共干部，如李振宗（死于1942年的黑风洞事件）及陈青山（后回中国出任少将）则被调往新加坡主持马共政务。

由此可见，当年新槟政治是混成一体的。

（十四） 1941年杪，日军先占据槟城，翌年再夺取新加坡，血洗抗日份子，无数华人遭殃。新槟及全马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

（十五） 1945年日本投降，英军9月最先开入槟城，继后登陆新加坡，以新加坡作为总部，收编部份马共及抗日份子。

这一年，来自槟城的林建材（林建寿胞兄）南下新加坡，联同其舅父何亚琳及其他人成立“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打出左派旗号。这个政党在1945年杪成立，而在1948年停止活动。1951年被通缉的林建材出走北京，直到1956年才获准返马。

（十六） 1946年，英国正式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强行将新加坡分开，左派不予支持，华社也群起反对。另一方面，马来社会也群起反对，在拿督翁领导下，“巫统”诞生，取得与英国直接谈判的地位，而英国将陈祯禄一派“打入冷宫”。导致1947年陈祯禄联同新加坡李光前号召罢市一天以示抗议，准备用“马来亚联合邦”取而代之，可惜无功而返。

（十七）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于二月份正式生效，取代“马来亚联邦”制。同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争。新加坡在此协定下被排斥在外，继续属于英国殖民地，另有一份宪制出台。

自此之后，马新华社强烈反对马新分家，不予承认，持续马新是一家的政治斗争。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新加坡不被列为马来亚联合邦一员时，槟城华社也大力反对，甚至有组织性地通过平章会馆（华人大会堂前身）及槟州中华总商会等集体议决脱离马来亚联合邦，继续保有殖民地地位。它们担心槟城纳入联合邦一州后，自由港的地位将不保，结果在槟州立法会议上，在不被英国人支持下，以15票对10票败下阵来。这就是说，槟城不能向新加坡看齐，它不能离开联合邦，命运注定这两者在政治上越行越远。

虽然如此，英国还是将槟城与新加坡联系看待，比如在1948年在新加坡推行市选举，又在1951年在乔治市举行市选举，尝试推行民主政治。这一南一北成了英国的“民主”试验品。

1957年马来亚独立，槟城出现第一位华人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不出任，推荐王保尼取而代之）。
1959年新加坡举行自治邦选举，人民行动党大胜，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但尚未将独立提上议程。

非常有趣的是：槟城早年不想加入马来亚联合邦，而李光耀在成为自治邦总理后，则一心一意要回到马来亚，以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但机会并不在他这边。直到1961年5月，东姑突然在新加坡一项午餐会上发表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以将新加坡和北罗纳入。李光耀也就打蛇随棍上一百个支持马来西亚计划。这个时候他面对左翼的阻力，反对马来西亚但支持马新重新统一。在这种情形下，李光耀在同年9月在电台作系列开讲，与左翼公开决裂。他引用的理据也提到槟城。他说新加坡的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与槟城不同，槟城在1948年加入马来亚联合邦时只有槟城出生的人才自动成为公民；若新加坡也这样，意味着有一半人民（约卅二万）不能自动成为公民，因为他们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而是必须经过申请这一程序。

他也提出新加坡保有教育与劳工自主权，与槟城情况完全不同。

但李光耀以坚决的口气说，新加坡人民获得独立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合并而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一个单位。当时的李光耀认为脱离联邦而新加坡自行独立是不可想象的事。（见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经过全民投票后，新加坡终于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一州，另两个是北罗的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并没有使到人民行动党成为中央一员，反而在国会编到反对党议席。这使到李光耀决心要在下来的斗争以取代马华在联盟的地位作为目标。

1964年，李光耀决定放手一搏，在各大城市派出9名国会候选人，但对槟城情有独钟，他不但在丹绒国会派出候选人，也在此国会议席下的三个州议会派出候选人，显见李光耀特别重视在槟城建立另一个桥头堡。

他这样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员有12个国席，如果再加上9名候选人胜出，就是21名国会议员，就成为巫统之外的最大的政党，必然能够达成社会变革。

为什么还要多派三个州席候选人呢？李光耀有话说：

如果行动党在丹绒区获得压倒性胜利（指一国三州归行动党所有），槟城将非常有利连同各地的行动党人来一个改变。

他还例举新加坡与槟城有所不同，前者有地方财政自主权，后者则没有。他语意深长地说出下列的重话：“这一区（指丹绒）的国会议席，责任重若泰山，十分可能不但代表一区讲话，而是代表全槟城，全马来西亚要社会变革，乃至要实施新政策的万万千千的人民讲话”。

为什么在当时李光耀也不支持重新出道的林苍祐（民主联合党）在丹绒取胜，反而派不具家喻户晓的候选人陈崇美上阵？这也许是寻找适当的候选人不易，再说陈崇美原为社阵州议员，退出后加入行动党，正想借助李光耀的声势突破。

但林苍祐是以一位“民族英雄”的姿态上阵（他因与东姑闹翻退出马华，被华社视为民族斗士），插足丹绒，不仅使社阵的陈扑根黯然失色，而且也使得陈崇美靠边站。尽管李光耀的群众大会（在旧关仔角）人山人海，算万以上，却无法使群众消化其言语。李光耀是在不适当的时机打了一场益了马华的战争，他无法震撼林苍祐的威力，也不能打动槟城人民的心。如果是借着1969年的大选，情势肯定大不相同。

无论如何，李光耀不厌其烦地指出新加坡与槟城的特殊关系，也给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包括新加坡的大法官黄宗仁及另三名法官是来自槟城的，后来出任财政部长的韩瑞生也是来自槟城浮罗山背的。因为槟城与新加坡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李光耀说左翼的社阵拟以槟城作为基地，化成跳板进攻中央政府。（见李光耀《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1964年）

由此可见，槟城在李光耀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地，它是迈向中央的一块基石，不但林苍祐看到这一点（终于在1969年出人头地起而执政，更将民政党推进中央政府），而且李光耀的不入室的“政治徒弟”林吉祥也看到这一点。他在1986年采用李光耀的战略，终于旗开得胜地开展丹绒一役和接下来的丹绒二役，但后劲不继地在丹绒三役栽了筋斗，断了夺权路。直到2008年才由他的儿子林冠英化梦成真，跃居槟州首席部长。李光耀和林吉祥做不到的，反倒让林冠英专美于后。政治的千变万化莫过于此，但千变万变，离不开李光耀的“断言”。

1965年李光耀不得不承认林苍祐的魅力犹存，也就拉拢他参加由人民行动党发起的反对党阵线一团总。林苍祐虽在1964年被李光耀形容为难成大器的人，无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并不记恨，反而与李光耀一同合唱“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只有到1972年加入联盟的联合政府后，他才改调为实现马来西亚人的社会而斗争，但实质上已与李光耀的口号划清界限）。未想不久之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同年8月9日），团总这一台戏也就唱不下去了。

没了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也就化身成为民主行动党。当1969年林苍祐转身成为民政党人后，他就一马当先挡住行动党再插足丹绒。不信邪的林吉祥却在1990年（丹绒二役）扳倒林苍祐，但无缘夺权。
因为新加坡已是一个独立国，它与槟城的历史也就被切割得无法再续前缘，李光耀即使对槟城有所偏爱，正如英国人对槟城的迷恋，他还是无法对槟城再施加影响力，只能以一名外国领袖的身份于1989年重临槟城。此时已是物换星移，林苍祐以岛主的身份欢迎这位亦敌亦友的老相识。

事隔20年后，李光耀再一次莅临他所熟悉的槟城，其政治变化来得更大，但不变的是槟城在他眼中还是过去的槟城，也就有了前面的评语。

持平而论，槟城在林苍祐的治理下（1969—1990）是有惊人的改变，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电子工业城，创造万千个工作；而许子根的接位（1990—2008）除了肃规曹随外，也侧重把槟城带入一个软件革命的时代，只见森林，不见大树（即意没有代表作。林苍祐的代表作是槟城大桥和光大摩天楼），以致被人指为槟城改变不大，反而是城市美容大为退步，垃圾处处，旧楼年久失修大煞城市风景。来到林冠英主政的年代，他幸运地承接槟城乔治市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一下子迎来了无数的外国游客。但要如何打造槟城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则要动大手术；尤其是两个市政局都未达五星级水平，非得从内部改革不可。林冠英说，要用10年来改变槟城给李光耀10年后再回来看看，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因为李光耀的一句话，林冠英要下十年功。

刊于2009年6月18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