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党这一路走来 （直挂云帆）

1968年3月24日，一个新的政党在马来西亚诞生，取名“民政运动”（简称民政党），但不被各方看好，只有林苍祐独具慧眼，率其民主联合党加入民政党，使其成为一个有基础的政党。虽然如此，林苍祐还是无法为民政党招揽精英人才参加大选，只能组成一个大排档阵容。

尽管人选良莠不齐，林苍祐凭其个人声望终于在1969年5月10日的大选奇迹胜出，一跃成为槟州的执政党。由于槟州的变天，民政党身价百倍，行情看涨，虽然民政党的筹码不算多，只有8名国会议员，但它控制了槟城州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比起行动党显得更有分量。

在当时，民政党在人民的心目中是陈志勤与林苍祐担纲的政党，虽然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是著名的马来知识份子，但这个党的生命力始终是与华社分不开的，因此到后来（1971年）民政党分裂成陈志勤派和林苍祐派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而陈志勤的失败（退党另立社会正义党）也是预料中事，因为林苍祐掌控槟州大局；陈志勤身在首都，只靠槟州一些前劳党要人支持（如陈扑根和威拉板）是难于撼倒老树盘根的林苍祐。

这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现实：民政党的大本营是在槟城州。有了槟州的主导政权，才有民政的未来；有了民政的未来，才有林苍祐呼风唤雨的年代。这就是说，如果民政党没有槟州执政权，它的根基是脆弱的，虽然它是在吉隆坡出世，但却是在槟城养大和长大的。

正因为民政在那个年代是当红炸子鸡，它首先获得巫统的青睐；尤其是陈志勤派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林苍祐）不遂后，巫统乃与民政“暗渡陈仓”，喻令其4名州议员在槟州立法议会内支持林苍祐。这就使得槟州议会（也是1971年）挫折行动党叶锦源提出的不信任动议，林苍祐获11票支持，叶锦源动议获7票（连同倒林苍祐分裂出来的州议员），巫统4票弃权，林苍祐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然而更大的动作在后头，1972年巫统与民政组槟州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这就是敦拉萨首相的绝招，既收编民政党，又让马华不得不低头。从此马华与民政的恩怨说也说不完。民政之所以能使马华为之“气结”是因为马华丢了槟州主导政权，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本钱。同样的，民政之所以意气风发，是因为它已摇身一变成为执政党一员，再也不担心政权风雨飘摇了。

然而改变还是要到来的，最大的改变是巫统已重新在槟城巩固势力；马华则在弱势中逆流而上，民政则有些在原地踏步，跨不出槟城州。直到1980年林敬益当上民政老大后，他才开始部署将民政转型成为全国性的政党；特别是1982年曾永森也加盟民政后，其势力更是向全国性伸延，成为马华公会最大心病，于是有了1982年马华在槟州的大反扑（两党各分配8席参选）。虽然马华派林建寿意图夺首席部长梦破灭，但民政也因之政权出现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反映在林敬益要在其他州插旗，也就必须在槟州作让步。在林苍祐看来是“收之桑榆，矢之东隅”，有些得不偿失。林苍祐比谁都清楚，民政一旦失掉槟城，即便在其他州有所获，也失多于得。

正因为槟州是民政的命根子，因此林苍祐也一直奋战到1990年才退出政坛，他没有想到的是会栽倒在林吉祥手中；马华更想不到的是又再一次全军覆没（1969年是第一次），剩下拆翼的民政面对槟州政治的洗牌。虽然许子根临危受命出任首席部长，但民政只以7席对巫统的12席已是弱势政府，在行政议会中也是巫统5对民政3（当年行政议员只有8个）。幸好保住首席部长职，但气势大不如前。

经过这一次的惊涛骇浪后，民政比任何时候都珍惜政权的可贵，但不论民政怎样努力，它所赢得的州议席始终少过巫统，即使在1995年后，连同马华的卷土重来，使到华裔议员数目多过巫统，但整个国阵精神和权威已足以把民政和马华压得安分守己。

最令人百思不解的是1999年，马华要与民政争首席部长职，彼此各在浮罗交怡向大家长马哈迪掀底牌，等于是把命运交给别人来主宰。华基政党斗争至此，已是自我破坏尊严和自信，也难在国阵友党中板直其腰。

就这样，华基政党在国阵中扮演越来越不称职的角色，退却与让步成了官场中的“传统”。在这种情形下，2008年的政治海啸也干脆把马华和民政扫得七零八落。马华本来在槟州已有两次零的纪录，这一次再度归零不足为奇。吊诡的是民政怎么输得这样难看，在槟州竟被反对党夷为平地。“东方不败”的民政党尝到了被人民责难的苦果。许子根18年的心血也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在表现比马华和国大党还差的成绩下，民政党何去何从已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政治课题。

固然民政还存在，但一年半之后，民政可找到了未来的方向？人民；尤其是华社对民政有什么看法？这都是民政党必须上的政治课。民政可以扪心自问，308后的7场补选，民政看到选民回流了吗？民政是不是仍有作为？这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的槟州可以和民联抗衡的是国阵，而国阵中民政是举足轻重的，但我们要问的是：民政是否已做好夺回权的准备？先不要舍本逐末来挑选素质候选人的问题，而是民政上下有没有回到民间，问问人民对民政的未来还有什么期望？对此来说，我的批评是：如果民政认定它的生命力是在槟州，那么这次的党大会应在槟城召开。选在吉隆坡举行，不是不好，而是它毕竟与槟城人民隔了一段距离，其实民政应该要高唱的一首歌不是“万众一心”，而是“没有槟榔屿，就没有民政党”。唯有把槟州挂在心上，才能有朝一日再造辉煌。这是历史的规律，民政焉能避重就轻？

刊登于2009年11月5日 《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