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教育与马华公会 （直挂云帆）

看了12月13日《东方日报》的封面大标题《华教困局，直陈首相》，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因为我在12日的晚上参加吡叻客家公会68周年暨深斋中学50周年宴庆上，马汉顺医生问我一个严肃的问题：华教这条路怎么走？是否给了经济援助就使华教摆脱困境，尤其是独中所面对的问题。

我说华教这条路没钱万万不能，但有钱不是万能。举个例子来说，槟州政府已宣布明年给5间独中拨款增加至2百万元，意味着每间平均可得40万元。而吡州在以地养校计划下，有企业愿意以每年360万承租和开发及管理千亩之地也等于9间独中可各分得40万元。如果这两个州能制度化拨款（以后不论谁人执政也都不变），那是华校之幸。因为它们在援助独中之外，也有援助其他华校，如国民型中学及华小。在这方面，雪州政府也不落人后宣布对州内华小及独中各拨200万元。

虽然其它州尚未“制度化”对华校的拨款，但各州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时不时都有针对性地作出拨款和资助。除此之外，我们也欣闻马华也准备制度化援助独中。不论上述的拨款包含政治的功利主义，我们也都不以为意，谁人拨款没有目的和因由的呢？

可是，有了拨款或有了经济来源，华校问题就解决了吗？师资、生源及学生出路也是一连串的挑战。若什么大小事都要首相亲力亲为，那政策与行政岂不是多余的？虽然马汉顺在致词时有希望华教“去政治化”，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力。但这种说法是比较理想化，也不容易办到，虽然不是说不可能办到。因为华校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打上交道。根据前华教督学官陈翼经的一篇论文中说，当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在短短的10年间，槟城增加了20余间华校。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有不少“反日”，“反英”的教材，也有亲共的教师，因此在1920年之后，英国对华校采取管制政策。

迨至1945年日本战败，英军重临后，华校被指卷入政治运动案件时有所闻；尤其是当1948年英军宣布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它与华教的阵营就起了对立面。

正值华校晋入多事之秋，林连玉终于出现。他在1951年成立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复又于1954年协助马来亚董事联合会的成立。当这两个组织逐渐靠拢而形成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董总和教总（或统称董教总）机构时，林连玉却在1961年为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而被吊销公民权及教师准证，他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华则在华社与政府间成为夹心人，左右为难，以致它后来也拿不准它在华教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有时是模棱两可的。

虽然自此之后华校被切成两半，一半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至今共78间），另一半则转成或成立独立中学（至今共60间），但整个华教运动已因失去林连玉的领导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独立中学举步维艰。也因为华教的分化，导致了不同教育体系在我国出现，一个是按政府教育法令管制的国民教育，学生得参加政府举办的考试；另一个是由董总主持的针对独中生的统考（1975年起）。这两个不同制度的考试虽然也个别培养无数人才，但以政府考试为主流的教育始终占上风，因为只有参加政府考试且成绩优异的才能申请进入国内的公立大学。

最近以来，除了统考力求争取承认之外，在教育上又面临两项课题的争议，其一是华小新增设的《马来西亚我的国家》的科目将用马来文教学；其二是政府规定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以10科的成绩作为获取奖学金的标准，而另外多考两科（若包括华文科）不算在内。结果两个建议中的措施引起了华社的反弹，四大华团因之与马华开会讨论，但是它留下一条尾巴，那就是如果情况有需要的话，马华将安排华团代表与首相对话。马华愿意扮演“传话者”乃至是穿针引线的角色。

这里引发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到底马华是政府的一员或是第三者？本来应该是马华代表华社在内阁或政府内据理力争，又反过来代表政府聆听民意。若只能是“高级邮差”，那马华在政府内又是什么角色呢？

其实，今天马华仍然在中央政府和内阁内，它应是责无旁贷表达华社心声，并在内部争取一个妥善和较完满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显得束手无策，结果沦为“传话人”，那是很可悲的一种自我降格的行为。

我们不要怪魏家祥未尽其力，而是在他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犹记得2006年时，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也是率华团领袖面谒首相阿都拉，提出华社的诉求。这种做法似乎不是政府第三号人物所应该做的，他应该站在首相的身旁接见华团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才与首相商议和处理。若是成为华团领袖的带路人，这将置马华于何种地位？是内阁重要成员，或是局外人？其结果自然是认为诉求归诉求，马华也已尽力而为了。

正因为马华在过去一段长时间内，对应诉应求之事让华社失望多过希望，也就有了308的政治海啸事件冲得马华痛失半壁江山。

本来在痛定思痛的时刻，马华应上下一致并与华社共浮沉，果敢和大胆地在国阵提出改革方案，以纠正多年沉积下来的弊端。因此我向马汉顺说，马华的党争应有一个了断，不然内斗内耗下去，马华将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为华社据理力争。比如华小的新科目用国文及教育文凭考试科目的限制，显然是存有一定的偏见和歧视才会衍生争议，也只是技术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
但动辄找首相“解决”也只是权宜之计，也显示华基政党在政府内不够份量。终究非良策，最佳之道是马华敢于引导华社力争华校合理地位，包括独中被纳入教育体系中而被制度化，否则时不时还是会发生对华校不利的措施引发争论。这显然不是首相倡议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意愿。就此我们欣闻首相以明确的态度承认独中对国家的贡献。若马华能顺此时机促使政府制度化独中教育，那更是功在华教。

刊登于2009年12月17日 《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