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根的伤•民政的痛 （现代春秋）

开年第一件事，我想到的是“子根的伤，民政的痛”。因为自从308政治海啸后，我们仍然看着民政党在伤痛中的无奈与失落，以至不少民政党人不知道他们是应该走或应该留？ 其实，走和留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民政党这个政党还有没有明天？如果民政党未能许党员一个有希望的未来，那这个政党在招兵买马方面将是难上加难的。我好像在308大选后阅及民政党的一些领袖说，民政虽然跌得很痛，但党员不减反增，单在大选后就有逾千人入党。 我不知道这条消息的准确性有多高，但我知道民政在308后一直走不出失败的阴影，即使是民政党的代表大会，也没有令人振奋的消息。换句话说，民政党的领导层一直相信最坏的时刻会过去，最好的日子会再回来。但坏的怎样去，好的怎样来，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久而久之，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也就难免流露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民政党如能增加党员，倒是一个奇迹。若因之失去党员也不稀奇。例如最近因范清渊退党而引发一些党员将民政招牌拆下并准备过档到新党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虽然我们不知道范清渊能拉拢和争取到多少民政党人随他而去，但可以肯定的事，威省一带的民政党的元气也会因退党事件受到一定的打击，即使不是致命的，但也够民政伤痛脑筋。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308前和308后民政的掌门人依然是许子根，他是最清楚民政党走向的人，但他也是最不能够告诉我们未来的民政该怎样翻身？由于这样，民政党人直到今天，还是抱着“守株待兔”的心情，希望“天降甘露”，还民政一片晴朗的天空。但这是现实的吗？大家心知肚明，不必讲得太明白。 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把民政的未来与子根的思想联系起来议论会比较有现实的意义。因为一个党的生命力取决于领袖的胆识与勇气乃至他的思维。因此我们有必要用简单的逻辑分析许子根这个人。在从政之前，他是一位学者，在理大执教。如果他不参政，在学术上肯定有不凡的成就，因为他天生是一个读书人。 我不敢肯定许子根年轻时有否读过马克思的学说或毛泽东思想，也不相信他是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信徒。我宁可相信许子根服膺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改良主义（若说孙中山是革命派，那么康有为与梁启超就是改良派，而许子根可以归纳为后者。因此他没有孙中山那破釜沉舟的激情，但有康有为的保守一面）。他希望在体制下进行有限的改变，这也是他为什么在1982年选择加入民政而不是行动党，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决定了行动。也由于他具有改良的思想（通过内部改革），一个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应运而生。 姑不论是否是董教总所提或郭洙镇所提，它确实符合许子根的“政治思想”。 有了这个依据后，许子根开展他的政治旅程，虽非一帆风顺，但也确实在1990年让他一展抱负，成为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在一连三届（1995、1999及2004）的大选不辱使命下，许子根已俨然地成为这个体制的捍卫者和守卫者。在他治理下的槟州，备受争议的是巫统施展的政治压力使他一退再退，退到尊严被伤害而不知觉，倒是槟州的子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一举的改朝换代。 本来308的政治决斗已分出胜负：要么许子根全面引退政坛，要么许子根再战江湖，结果他选择的是后者。但他不是用全新的思维带领民政走出悲情，而是沿用旧思维与老方法在原体制内寻求民政的栖身之所。正如康有为相信光绪皇帝是有所作为，而他也能一展身手。不知道许子根在后来被委任为首相署部长，来管部长的KPI是否是已一展专才？可是在外人看来是“贴错门神”的安排。民政要的不是政府的KPI，而是国阵能给民政多少个KPI？许子根的部长职应用在有助民政重整雄风的地方，不是老是站在首相后面指指点点（不是指点江山）。就此来说，许子根升官后并没有给民政加分，恰恰相反，不久前又被已“减刑”的阿末依斯迈奚落一番。虽然首相喊停，但巫统服吗？民政党敢怒吼和行动吗？这些都看在人民的眼里。一句话，民政也真是太“厚道”（或说投鼠忌器）了，没有正视问题的症结。它不能因首相说不要再议论就不当一回事，至少许子根应向纳吉要回一个公道，还民政党一个尊严。如果许子根还是满足于现状，还是要当现代的康有为，他将会发现民政的路越走越窄，除非他能够促使巫统对国阵重新洗牌，摆正联合政府的定位，否则民政的未来日子还会受巫统的气，也不时会被槟州巫统揶揄。这样的结和怨，许子根不是不知道，可能他认为纳吉会保住民政，所以要求党员稍安勿燥，但纳吉保的了一时，也保不了一世。民政的前途不是系于纳吉的施恩，而是许子根需要在康有为精神与孙中山精神之间择其一而行之。否则许子根这一路伤下去就是民政的痛了。 刊登于2010年1月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