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团不能越俎代庖 （跃马扬鞭）

最近以来，坊间出现一股“政治逆流”的声音，那就是参与政府内阁或政府职务的不一定是执政的成员党代表，它可以是非政府组织，社团代表乃至个人等等。换句话说，有人厌倦于政党政治的代表性，索性提出似乎而非的论调。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想法，一旦成为政府采用的先例，那么政党的功能就大大缩小了。这也是对民主政治的“背叛和出卖”。因为执政的一方或说龙头老大可以随心挑一些社团代表组成内阁，反映出“多元种族结构”，也就是“种族平衡”了。这也意味着政党或说华基政党是多余的，而民主选举的实质意义也被典当了。

为什么市面上有如此“妙想天开”的本末倒置的荒谬想法？主要是在308政治海啸后，参与国阵的华基政党败的败，倒的倒，它们在内阁内的地位大不如前，代表性转弱（其实这种说法具有争议性。在308之前，华基政党又何尝有巨大的权威和影响力？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发生政治海啸）；又加上这些政党内部重振乏力（如民政）和乱成一团（如马华），也就促使一些人采取消极的态度否定政党的功能，要求“改变方式”，不一定由政党派代表入阁和参加政府的工作。华团（或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华团）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开马华和民政的捍卫不力，改由华团自行代表华社云云。

但这里马上浮现几个十分矛盾的问题：
1． 我们还需要民主政治吗？我们还要政党竞争吗？我们还需要选举来定胜负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要尊重选举的结果，让反对党（在有些州已成为执政党）也代表人民兑现诺言；也让执政党（国阵仍是中央政府）从挫折中醒悟，正如纳吉所说“即刻表现，全民优先”。
不论是反对党或执政党，所有民间团体和个人都应扮演监督性角色，对不当的举指要大加讨伐和鞭策，而不是叫政党让路，改由民间团体来搞政治，这是乱套和本末倒置。

2． 马来西亚的华团历史少说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没有政党出现的年代，华团多是照顾一方的利益，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在19世纪和20世纪时，英国殖民政府发现整合华团的重要性，因而倡议组织平章会馆（1881年），也就是今日的槟州华人大会堂及中华总商会（1903年），以让华社派代表参与政府事务。但他们所扮演的是咨询间性质的角色，不是决定性的角色。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才带来政治思潮，间接鼓励华人参政和组党，乃有中兴会、同盟会乃至国民党的政治团体。到了30年代之后，马共的组成和国民党继续存在，“证诸”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已告出现。

3． 除开马共之外，在战后（1945年）出现的政党几乎已全面的取代社团和个人的政治角色，如马来亚民主同盟（1945—48），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1945—50）及巫统（1946）和国大党（1946）都成为当时的政治主流之一。

而后1949年有马华公会应运而生（在1953年正式与巫统及国大党和组成联盟）。1950年有激进党（林苍佑为主）及1951年的劳工党相继诞生；也在1951年由巫统分裂出来的有回教党；还有1953年的人民进步党（DR辛尼华沙甘在怡保崛起）；1955年阿末布斯达曼的人民党及1957年与劳工党合组社阵等。转入60年代，又有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196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64年插足大马选举，1966年易名民主行动党）及1968年的民政党（民主联合党加入其中）。它们在1969年的大选中扭转政局。

虽然如此，华社或华团并没有说要取代政党的地位入阁，反而鼓励马华不要退出内阁。这是513悲剧后在70年代开启的政治格局。

4． 就这样从1969年到2009年的整整40年，华人都是在华基政党（或在朝或在野）的斗争中得到一些又失掉一些。在总结失多得少的时候，华人或说城市的选民通过民主的程序要求改变，但改来改去还是政党在发挥作用，华团只能扮演呐喊的角色，不能也无法取而代之，因为它的组成结构缺乏政治理念，而且利益冲突，也只代表某方利益，不以全民为导向，因此完全不适合要求介入政治参与领导。如今竟出现这样的怪论，也反映出华基政党在政府内让华社失望多过希望，它们实有反省的必要。

如果我们认为某个政党不济事,可以在选举中更换政党，但千万不要越俎代庖，以政党自居，还是让政党来决定国运和政运（例如1998年安华跌马后，先组成非政府组织的国民公正运动，但不获准。马哈迪直接挑战安华组党与巫统斗争，因而有了国民公正党的出现。如今已易名为人民公正党，成为民联的主力骨干之一）。

因此华团若要“自告奋勇”成为急先锋，那是未见其利，已见其弊。因为这是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也是退回战前以华团代表身份参加政府事务，形同开时代倒车，此议万万行不通。

刊登于2010年1月5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