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电这样报导,农历年初五是民间传说财神下凡的上班日,湖北武汉归元寺周四凌晨有55万人冒着寒风接财神。当局派出数千名公安戴防毒面具执勤,且禁止民众在寺内放鞭炮。但在敬香处只见火光熊熊,清烟飘起,远看还以为发生火警。因为民众之多,也把通往归元寺的几条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如果有关报导没有夸大的话,那无疑是一则重大的新闻,它说明了在中国的民众相信求财转运,多到一日之间竟有55万人挤爆寺庙,简直是不可思议;它也同时说明中国年轻的一代的思想面对精神的空虚,借助烧香拜佛来寻求心灵的安慰。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近日向我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一代越来越迷信,这在他年轻的时代是没有的。
面对这样的迷信成风,你说是中国之幸或不幸?我也说不上来。在一方面你可以解释成中国尊重宗教自由,不再禁止人民焚香拜神;但在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物质文明是大突破了,可精神文明却变得苍白和无法与物质齐步迈进。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有必要从中国推翻满清说起。那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一举埋葬了封建王朝,从此中国不再有皇帝,但却出现大大小小的军阀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指袁世凯及后来的军阀掠夺了革命果实,背叛了革命。
中国的青年在痛恨军阀出卖国家主权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竟同意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割舍给日本),终于催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丧权辱国。就这样“五四”像一把烈火在中国人的心灵燃烧起来,他们的思想也向西方看齐,民主与科学成了中国人民追求的两大目标。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1年)。初时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而有了北代的革命,以收服军阀割据和实现统一中原之宏愿。可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及1927年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协议后,从此血洗共产党人。也由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抛弃幻想,开始了艰苦的武装斗争。30年代初期在井冈山及瑞金建立的红色根据地展示了国共斗争的尖锐性。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九一八”的苦难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良知,抗日成为共同的决心。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迫使红军放弃根据地而在1934年有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事迹,终于在1935年在延安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件,全面侵华。中日战争拉开序幕,才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中共军队和支持者在长期的抗暴斗争中,他们学会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一道理,一切得靠自己打拼。在这种战斗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受到中共的影响,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斗争的理念,及后又发展成毛泽东思想。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都不鼓吹怪力乱神,也绝不鼓吹迷信,更没有所谓“救世主”的出现,因而孕育了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凭着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打败了蒋介石几百万大军,创下奇迹;更在1949年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此之后,在一段很长的日子里,中国人民不再迷信,也不进庙烧香,只把寺庙当历史古迹及旅游胜地保留(虽然在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过破坏,但还是保留许多的古刹和古迹)。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邓小平开创性的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物质建设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但伴随而来的又是精神文明的失调,年青的一代不再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被安排在工作中不忘学习。久而久之,新崛起的一代离开学堂后,也就把学校的政治课一脚抛开,思想又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于是出现了数十万人迎财神的不切实际的举动。
天底下哪有这么多财神好接?此风气一开,也真叫人担心中国的新生一代到底在想着什么?难道他们想到的只是发财?这太背离社会主义宗旨和毛泽东思想了,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0年3月8日《号外周报》第4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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