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是政党专利品（现代春秋）

本来不想回应，因为这是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批评者将事情“严重化”，而且有误导性。若让这种思想逻辑成立的话，那今后只有参政（党）的人才可谈政治，不参政（党）的人是不可以社团领袖的身份发表政见的，因为这“乱了家规”，使组织陷入“动乱恐惧”的时代，真是耸人听闻的怪论。 这位批评者是针对我六月下旬在阿罗士打的一个宴会上发表“过火”的演说而感到遗憾，他就是吉马青州团长王孙文。我不知道他在当晚有没有听我的演说。如果有的话，他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批评都适可而止；如果没有的话，他应问清楚我在那里的场合讲的话是否是政治宣传，或代表某一个政党批评另一个政党，如果不是的话，又如何“过火”？毕竟非政治人物谈论政治课题是常有的事，至于政见是否获得认同，那是另一回事。 按照王孙文的逻辑，是否政治是政党的人才可以高谈阔论？若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他清楚不过的意思是社团领袖勿染政治色彩，也不要在乡亲宴会的场合有太多的“政治演出”，因为这是“家规”。 因此我要回答他的两个似是而非的论调，以免这种避谈政治的思想“污染”了政治的真谛。 首先，就是我当晚演讲的内容有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或引用这个舞台来攻击政党？然后来达到我的“政治议程”（我没有政党背景，不为任何政党背书。因此我批评政党不会给我带来好处，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说不上我有政治议程来贬低某个政党而获得利益）。 我当晚的演讲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因为在吉打州，我提出整整60年来，才看到回教党开放门户给非马来人或非回教徒参加，而且在将来还可能成为候选人。我说这是回教党的一个大转变，值得我们重视。我未曾为回教党说好话，但在马来社会的政党有此转变是值得赞赏的。正如我曾多次撰文称赞在60年前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力主巫统开放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因为这有助于政党塑造一个多元政治而使多元社会的国家更加平和。虽然拿督翁失败了，但他的精神却一直照亮国人的心。 不论回教党的这一理念能深化到什么程度，最低限度它在308后有了改变，不再是华社“敬而远之”的政党。 我曾在308后的两个月，也即是2008年5月的时候，在吉打州务大臣的官邸与回教党议员同台演讲。当时我促请回教党作出改变，不能事事宗教至上，而是要认清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一切以民为本。我还建议他们应多聘请华人参与政府的事务，不要倾向一边。 当晚我也说了，在308后，回教党与巫统的合作比较难，但这样也好，至少它们存在良性的竞争，而华人也不再有所担心或视回教党为“异类”了。相反的，回教党首次被华社，包括行动党视为“战友”而包容其中。这对马来社会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回教党的转型也能影响巫统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不说是朝好的方向走。 其二，我当晚是有批评马华和民政党，但我不是攻击和贬斥，而是实事求是地说马华与民政一向以来依附巫统很久了，以致它们没有能力“单飞”。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政党无法在政治上自力更生，而是要借助国阵而生存。即使在308后，他们还是依然故我，找不到独自上路的方向。因此它们的改革和改变不多。 就此我要求马华和民政要做出改变，敢怒敢言，以新的形象再出击和出发，让人民感觉到这两个华基政党不再如同过去的逆来顺受或活在“颐指气使”的窘境中。这是我对马华与民政的期盼，因为我曾经主张华基政党自行上路，但后来发现它们都不愿意“另立门户”，也就希望它们自我保重和自我庄敬自强。 如果王孙文认为我不应在乡宴上说政治，那就不知道我们的乡团除了推动会务和发扬乡亲外，还有什么事可以跨越的？若尽是讲些风花雪月或锦上添花的事，这样的日子也似乎变成社团“不食人间烟火”了（毕竟有哪一样东西与政治无关？社团不可批评政府吗？社团不可反对政府的政策吗？社团不能对政党的表现作出适当的批评吗？）。 王孙文也不必敏感，我只是小批评马华，甚至连曹智雄部长的机要秘书罗永忠回应我的演讲时，也说会把我的意见转给部长，以便在内阁中敢讲敢做。我不指望王孙文照单全收，如果他有肚量将我的话分析一下，也许是可作参考之用的。 第二个论调是认为我以客联会署理总会长的身份讲话时，不要讲政治。这是要求我的身份是一分为二的，评论员是一个，社团领袖是另一个。这种机械性地切割论似乎是说，你可以用评论员讲政治，但不可用社团领袖身份讲政治。这样的逻辑看来似乎有理，但明明是同一个人，我为什么要躲躲藏藏呢？敢问：社团领袖不能谈政治吗？这“家规”不知是谁订的。无可否认的是，社团领袖讲政治课题的，不是我一个人。再说，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说明我曾以社团领袖身份作两场政治讲话，其一在308后不久应曼绒客家公会之邀进行交流，并在大会堂作政治专题演讲。我同样批评马华，但我不是无的放矢。因此在座的也有许多马华党员都认为这回马华真的到头了，非反省不可。我们当晚还一起吃宵夜在近午夜时分才结束。 在2009年杪，我又代表客联会在吡叻客家公会宴庆上致词也间中提及政治课题。当时马华正发生内讧与派系斗争。我说，马华再乱下去，华教前途都被打乱掉了，应该悬崖勒马了。马华的马汉顺没有指说我政治化乡团，他也回应我的讲话，并不一定要认同，而且他本身也在讲政治，是不是乡宴只准政治人物讲政治，乡团领袖则“避而远之”？ 没错在阿罗士打的乡宴上，我是代表客联会讲话，但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也得到台下的良好反应，可见许多人都希望马华和民政振作起来。我以为那天晚上我的话会引起重视，结果罗永忠听进去了，谢顺海也收到了讯息；他们同样也表达政治的话，大家都相互尊重，因为我们都有底线，不是相互排斥和攻击。就是王孙文曲解我的讲话和质疑我的身份（我真的不知道乡团有所谓坚守不谈政治的“家规”，更不知道谈了政治就会使组织陷入“动乱恐惧”时代。果真如此的话，那我也是太神奇了，足以“乱乡乱团”？ 其实，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只要社团领袖针对事情做批评，不是具有破坏和不良的动机，不是带有政党议程，他是可以在宴会上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众人的事。政党本身及政治人物本来就是外界评头品足的对象，包括接受社团单位与个人的批评。若是阻止社团领袖谈政治，那是开民主倒车，也与社团关系疏远。不知为何王孙文对政治的理解是这么狭隘和不切实际，真希望他能把政治广义化和平民化而不是“恐龙化”。 最后补上的是：若以乡团领袖讲政治，我会点到为止；若以评论员身份讲话，我会比较尖锐切中要害，乃至言语较为泼辣，但允许别人进行反驳与不认同，因为这是思想交锋。这就是我谈政治的两个尺码。 刊登于2010年7月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