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治政”和“党政分家” （跃马扬鞭）

雪州公正党为缓和内部的紧张和权力斗争，终于实施党政分家，即是党领导人与政府领导人由不同的人担任。有人说“党政分家”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分工合作，不会造成滥权的事件发生；但有人认为这是公正党内讧的必然结果，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仍是个未知数。

不过由这件事让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政党的功能和其结构。在西方的国家，因为有稳固的民主基础，因此政党被当成一种工具，也就是在大选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选举一过，政党的机制几乎停止了，让位于政府或议员在议会内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例如推行内阁制的英国就是把政党当成争夺权力的工具，不存在“以党治国”这一码事，党政分家执行得非常成功。

可是在马来西亚，虽然它从一开始引用英国的政党政治作为范例，但它们之间有差别。打从1955年的普选以来，走向自治邦的马来亚就是推行“以党治国”的理念，执政的联盟（以巫统为骨干）就是由巫统掌控大权，而巫统的主席就是联合邦的首席部长；直到1957年独立后，还是由巫统主席出任国家首相，没有所谓党政不同人这一码事，更不是由当选议员自行选出首相，而是由执政党安排一切。正因为“以党治国”的理念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国在今天还是沿用这样的模式来运作。纳吉在2009年的上位也是因为他已被党选为党主席，才理所当然地出任首相。

巫统不是没有想改变过，而是行不得也。例如1976年接任敦拉萨遗缺而成为第三任首相的胡先翁，就是想要破传统，不要从副主席中挑副揆，准备委老练的外交家加沙里沙菲依为副手，但遭遇三位原任副主席（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及马哈迪）的反对，且“逼宫”要首相只能从三位副主席挑一人，其他人不具备资格。就这样，巫统的“以党治国”的模式被巩固和定位下来。

既然巫统是如此地肯定“以党治国”，马华公会也不例外（其余的成员党也跟着巫统的步伐走），跟着推行“以党治政”的理念（尽管它们被揶揄当家不当权）。

例如马华今年的党选，翁诗杰失去领导权后，他的官位也到头了；还有他的前上司黄家定也是因辞党职而不再有官职，这意味着党政不能分。

就连一向服膺于“党政分家”理念的林苍祐，在吃尽苦头后，才了解到党政分家的危机多过契机，。其一在1957年独立时，林苍祐坚拒不担任槟州首席部长，而推荐王保尼出任。他本身则在1958年成功出任马华总会长，因为他相信党政分家是利多于弊的。

结果在巫统的“以党治国”的框架强烈笼罩下，马华的林苍祐不敌巫统主席东姑首相的权威而败下阵来。这是党政分家下林苍祐的第一个悲剧。

其二，在1969年林苍祐上台成为槟州首席部长后，以为可以落实“党政分家”理念。讵料在1971年被民政党领袖（主席赛胡申阿拉达及秘书长陈志勤）逼宫，差点跌马。后来成功地控制中委会，才化险为夷。这印证了“党政不分”是时代的潮流所致，也是正确的，不然林苍祐早就被轰下台了。因此民政党在国阵体制下是不可能“标新立异”地实行党政分家，这徒只给自己带来伤害。

既然国阵掌权55年来都是党政不分的相结合，反对党也以同样的模式来推动政治。例如卡立出任雪州大臣，顺其自然成为公正党雪州主席，也唯有二合为一，卡立才具有足够的权威推动改革。
至于行动党，也是以党秘书长林冠英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完美了“党政合一”的机制。如果林冠英不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他的首席部长的龙椅是不好坐的。

回教党同样以长老聂阿兹出任丹州务大臣；而在1999年也连带执政登嘉楼时，是由党第二号人物哈迪阿旺出任登大臣，因为回教党主席法兹诺不是登州议员，不能出任官职，因此他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安华虽有魅力也回到国会，但问题是他没有政治权力，也就无法与势力强大的国阵对等周旋。这就是安华的痛苦和弱点。由此观之，马来西亚的未来还是持续地推行“以党治国”或最低限度“以党治政”的模式，没有迹象显示党政分家。因此雪州强行来一个“党政分家”，到头来受伤害的可能是公正党。除非安华有办法力促双造克制和对党忠心不二，否则他的“政党分家”论将是错误的一步，有必要重新检讨或重新协调，不然难免会分成卡立派和阿兹敏派。这对安华来说也是另一场的政治赌注和挑战。

刊登于2010年7月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