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定“人走政息”（现代春秋）

马华不同时代的领导人都会推出不同的政纲，也会否定或改变前任者制定的方针。记忆犹新的是在黄家定于2003年上位后，就提出掷地有声的口号：“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我曾因这句“警世名言“为黄家定叫好，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一位总会长这么坦荡荡地表白。其实，我们也不敢要求黄家定“破土而出”，但既然他义无反顾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堂正清白”，我们也应该给予支持。 可惜的是，也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黄家定一个人敢敢讲，其他的人不是保持沉默，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到底问题是出在机制上不可能做到，讲了也等于白讲？或在马华的历史中，大家不用讲也会凭良心做事？如果讲多了，恐怕会被误认为“言不由衷”。 我不知道在黄家定当政的年代（2003-2008），为什么他的高调的回音人这么少？难道他没有知音人吗？ 在黄家定之后的接班人，虽然翁诗杰没有把这句话当成口头禅，但他的言行上似乎认为不应姑息养奸，才有了巴生案的查来查去。如今很可惜的是翁诗杰又走了，我们也就不再听到昔日的口号和声音。难怪政坛上流行一句颠扑不灭的真理：“人亡政息”。 现在轮到蔡细历的时代，他启动的是高调问政，以有别于黄家定的“经典语录”和翁诗杰的“不怕十面埋伏”。果然他这些天也唱起高调来，一会儿向民联挑战“取消特权”，一会儿对“回教国”别有诠释,也引来争议。 其实一向以来发生的争议是反对滥权，也反对将人民分成土著和非土著，并没有挑战宪法。如果连这样的改变都这么难，那蔡细历的高调又是唱给谁听的呢？我们也不必怪蔡细历做不到，因为他真的爱莫能助。只好将球抛给反对党，以示以牙还牙，大概用意在此。 除了“经典之言”外，黄家定也有两个大动作是值得一提的，其一是在他掌权之后，他提出创设“马华党校”，这可说是破天荒的“壮举”。李三春时代最多是举办干训练班来培训党员和干部，而黄家定则一口气办了党校。这灵感应该是从中共吸收过来，但中共的党校有一个十分严谨的制度，认真地培养高级干部，乃至也有设学位课程，让被派送者有机会也成为党的精英和理论家。 这党校之设应追溯到毛泽东在延安时，在1937年先有鲁迅学术学院，后来又办了红军大学，待到执政后，党校就成为一个体制，也成为中共的一大特色。 可是马华公会在马来西亚不过是联合政府的一个成员，权力有限，更长期被讥为“当家不当权”。在这种情况下，马华设立党校又为何而来？是培养当官的人？但又僧多粥少，而那些已当官（议员）的人，又忙于政务，谁有消闲的时间“进党校”学习？除非读党校有升官的保证或至少是踏脚石，那还有人愿意“苦读一番”，不然马华的党校也只能流于一种形式的架构，或成为一些人（可能是非党员）取学位或文凭的好机会。 如果党校不是达成提升党员素质的工具，那办党校又是为了什么？马华不是有了拉曼学院，又有拉曼大学吗？这两所远近知名的高等学府确实是马华在教育上的标青表现，没有人可以否定马华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这就是说，既然马华已有两间高等学府，培养人才不是问题，为什么还要办党校呢？它不可能达到马华所要达到的目的。 此外，大概黄家定看到马华若不在政治上“高调问政”（先这样理解：凡是认为不合理或看不过眼的插上一脚，即使“冒犯”国阵老大也不噤声），那就要转个弯来个“终身学习”。于是“终身学习”成了黄家定的九大政纲之一。我们不质疑其好意和意图建立一个知书达理的社会，而且鼓励活到老，学到老，真是不亦乐乎！不过这样的学习归属于教育的范畴，同样的，交给拉曼学院或拉曼大学搞成人教育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由政党自行挂帅呢？搞不好还会被误会是一个公会在搞持续教育玩意儿，这毕竟不是政党的重要大事。 后来，不止翁诗杰不再提倡，连蔡细历也认为够了，应予停止。就这样，终身学习的“课堂”也就停办了。 从新口号到党校到学习再学习，是黄家定留给我们的是书生问政的典型，与蔡细历的高调问政又好像不是一码事？也就不能相提并论。说真的，马华打从脱离娘胎以来，就被政治高调包围和笼罩乃至溺爱，因此我们不认为马华过去因低调问政，才输了大选。所以今日要高调问政才得以挽回颓势。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高调或低调，而在于“马华究竟在国阵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要马华端正其在国阵的定位，马华就有希望摆脱困境而“堂正问政”。 刊登于2010年8月1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