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在7月27日宣布,由8月1日起,DG41至DG48级并推有大学资格的教员获准参与政治,因为政府已修订1993年公务员规则(行为与纪律)的第21条规,而且也已获得元首御准,但事先需得到教育部秘书长的批准。
基于教育的原则与道理,我不赞成老师积极参政。因为它带来的坏处多过好处,也会在教育界引起混淆,并把政治带进教育领域。
让我们先重温唐代中期教育家韩愈(公元768-824)的一篇不朽名著《师说》中的开头一段话:“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他的意思说得十分明白,老师的责任是传授道理和道德(指学问),让学生承受学业,并解开其迷惑。由于人不是生下来就没有疑惑的,若不从师,则其迷惑永解不开。例如小孩子经常会问父母这是什么和为什么是这样的?这就需要在适龄的时候由老师开导和教化,让他们从中吸收学识和做人的道理。
这就是说,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11年或12年的漫长教育过程中,很容易受老师的影响,也会接受老师的指导。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会把老师当“神”来看待。但凡回到家中总会说老师说这不可以那不可以,于是乎在“潜移默化”中把老师的教导和所说的话当成“金科玉律”。
虽然在今时今日,学生受老师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但也是不能否定的。如果一位老师为了个人的议程或私利而参政,他会公正不阿的教书吗?他会坚持做人的原则不把政治带入课堂吗?
我们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一间学校的5名老师集体参加某一个政党,而另外5名老师又参加另一个反对党或同一个政党,但不同的派系,也就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若是教育部只批准参加执政党,拒绝参加反对党的,那就有失公允,也违反批准参政的准则(因为它没有指定只允许参加执政党)。这样一来,难免起争执。
假如我们认为参政的老师在校内可以不谈政治,仍然是“称兄道弟”的同道,那是天真的想法;尤其是高调参政的老师,自然会为本身的政党站台,即使在报上公开骂战,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唇抢舌战会给学生带来什么影响?家长又怎样看待老师的身份?所谓的“尊师重道”将因为老师的重政治轻教育而改变一向以来对老师的印象,转变成老师也与政客无异,这又如何树立一个典范让学生学习呢?
虽然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也是现实的,必然选择参加执政党而不会自找麻烦参加反对党,但他们参政的目的难道是为了“提升与净化”政坛,而不是为了自身的晋身目的?
姑且举个例子来说明,在70年代以降,有不少的华校老师为了能够升级而不惜参加执政党,最明显的是马华公会。他们被允许担任党职,与高官打成一片,但他们的目的不是消除政坛的乌烟瘴气,反而是乐得参与分享其中的好处。有人因此被提升为副校长或校长,也有人至少被提拔为主任或调迁城市执教;更有人当了地方议员或市议员的。他们通过马华公会谋求个人的升级是达到了目的,这当然是有样学样的,因为也有人通过其他执政党而在校内成为一方“霸主”,没有人敢动他们的一根毫毛。在这种情形下,华校老师参政也悟出一条大道理:让政治成为跳板,不是身先士卒让政治升华。可怜的是我们的学校,到底校长或副校长是合格或称职的,已没人理会,也管不来。毕竟他的后面有政党撑腰。在这方面,马华公会又曾取得多少加分?它是心知肚明的。后来大概没有了吸引力,才减少老师参政的热潮。
其实我们不求老师在课堂上讲大道理,更不赞成老师在课堂上讲政治。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职责,虽然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来说,也只要求老师守本分凭良心开讲和指导学生向上向善,并不指望老师向学生灌输政治立场和观点。
既然老师参政(指中小学)是弊多于利的,政府应该有所限制,也不要在这个纷纷攘攘的政治斗争中增加学校的压力。表面上看来老师参政可以使政治减少低俗献媚,实则上是鼓励老师通过政治途径来巩固自身地位。因此我们还是不赞成开放给中小学的老师(有大学资格的)积极参政。
如果老师要参政或担任党职(重要的),最好离开杏坛另行发展,不要把学校当成庇护场。站在教育的立场,比较公道和公正的做法是让教育回归课堂;让政治远离教育。因此我的答案是:由于弊多于利,我反对老师参政。他们要么高调参政脱离教育;要么忠于职守,不要利用政党来做垫脚往上爬。我不怀疑有少数人出于真诚参政,但因为过去的教训让我们看到弊端重重,还是宁可让老师坚守“传道、授业、解惑”的本份,因为教育好下一代比搞政治活动更为重要和重大。在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底下,我们只能则其一而从之。
刊登于2010年8月12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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