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新闻自由的理解 （跃马扬鞭）

先说说许国伟那一篇散文式的真情告白《说好的，理想呢？》，他用感情的笔调回味在988电台节目《早点说马》的经历，直到有一天（去年的11月30日），他被告知从明天开始，不用作节目了。

虽然这个节目继续下去，但许国伟走了，相信许多人都明白个中原因。真没想到这个节目来到今年8月又停播了，又是冲撞上头。于是各种各样的舆论不一而衷，但归根结底，就是新闻自由这码事的争议。

我真正理解“新闻自由”是在60年代踏入报界以后的事，因为每天要跑新闻、写新闻，又爱写评论，也就开始认识新闻自由是什么东西。我们被教导有些东西不可以写；有些可以写；有些则轻描淡写；有些则无妨放大来写。

不过，没有人教你怎样做记者和编辑，也没有人教你怎样做个好记者，一切只能按传统和规律办事。所谓的规律就是自律，自我约束。例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星洲日报》当记者，因为老板是胡文虎，我们就不能老是在新闻上写什么老虎凶猛之类的词句，而是被告知该用“山君”来称呼比较文雅。

虽然在胡文虎之后（1954年逝世），他的下一代对老虎没那么敏感，但我们还是尽量避之。
我举这个小例子是告诉大家，报社也好，杂志也好乃至电台电视台也同样有老板的。换句话说，除了政府之外，每一个传媒单位或机构都有另一个操刀人。换句话说，报人自然有“两个老板”，一个是政府和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他们不会给你什么样的纪律，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可以登或什么不可以登，一切交编辑部的人员来处理。万一出问题，编辑部就要负责了。我们不是发生过因新闻报道“闯祸”而换编辑主管的事吗？这反映了新闻自由有一个框架，不是“天马行空”的。

在我们当新闻从业员的年代，政党是绝少干预报社的。因此报社的主管认定最大的老板是政府，也就是发执照的内政部。在这种情况下，报社处理新闻也就需要观察政治的大小气候和时局的转变，不能一成不变的。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灵活处理，而是“自由有序”，“松中有戒”。就这样，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也在年年争议中年年过。

到了80年代，马来西亚的报业也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那就是政党对传媒有了兴趣，比较明显地是马华公会对舆论的重视。除开它成功地拥有《星报》而给马华带来许多利益外，马华对华文报业的投资更是热衷，但似乎十分不顺利，例如在李三春的年代，马华间接地收购《马来亚通报》，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到后来没了。在下来陈群川也收购了《新明日报》和《亦果西报》，后来都收盘了。

如果说这两个例子尚不足让马华领悟到对华文报业的收购是得不偿失的话，那么在千禧年的收购《南洋报业》集团真的让马华感到“人财两失”的压力，既得不到宣传效果，也得不到读者好感进而拖累了报社。

在政党收购报业的那段时间，我曾听闻“老板”突然多了起来，好像马华的干部或头头都可以当“总编辑”，弄得报社的“新闻自由”走了样。不过亲耳我听到的另一则真实的故事又与此相反。有一位马华议员向我吐口水，说什么《南洋商报》是马华的，它登的新闻不是骂马华就是放大反对党的新闻，哪有什么“党报”的味道？我笑说你干吗不打电话给老总投诉，他说打了不管用，他们不卖账。

我为报人感到庆幸，因为他们仍没有丧失那一股傲气。后来由于两头不到岸，马华也退出南洋报业。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为报人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何时会“撞板”，也就非得战战兢兢应对新闻的处理。

我要表达的是在当今的环境下，新闻自由尚不是随心所欲的，即使今日已发展到互联网，大家都可以设个人网站，又加入面子书，推特等网络游戏而不受控制，但对于“正规”或得以在公开市场叫卖的传媒，也就没那么自由自在了。过去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好像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的或相同的尺码。

就如许国伟曾服务过的988电台和迦玛主持的节目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也是事出有因的。正如我所说过的除了政府外，它还另有老板。这就给在新闻机构服务的人一个警示：他们的头上有两只眼睛在看着，以防止出轨。

就如大家都误以为空中的声音已开放而感到舒畅时，突然间说不开讲了，自然会引起反弹和批评。但说来说去整个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制的自由空间来演绎无限的课题，以及如何在局限下争取最大的新闻自由，即使有时是点到为止或有所提示也好过尽是锦上添花的花絮新闻。

刊登于2010年8月30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