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在国阵的定位和角色 （直挂云帆）

当民政党在1968年创立时，它的政纲是强调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以有别于社阵（社会主义阵线）的激进社会主义路线，也不同于联盟的右翼路线。草拟这份政纲的人正是陈志勤。他在1967年“中国文革”进入高潮时，也被雪州的劳工党组织声讨和批判其“罪状”，导致他不得不退出劳工党，进而拉拢一批“有识之士”（不能称为志同道合者，因为不久之后发起人之一的王赓武就到澳洲执教了；而大选之后，林苍祐又与陈志勤抬杠了）合组民政党。

虽然民政党的成立始于陈志勤，但其生命的火花却是由林苍祐点燃的。因为后者将其整个党（民主联合党，UDP）解散而鼓励党员更换招牌，挂上民政党。这样一来，民政党一成立就在槟城展示其旺盛的生命力。那时，林苍祐的名字比民政党更响亮。

就这样，在反风吹袭下的1969年大选，民政党一跃而成为槟州的执政党。正因为有了林苍祐领军，即使大选后三天（5月13日）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林苍祐的首席部长地位（5月11日就职；5月10日大选成绩揭晓）仍然十分稳固，因为他本来就是联盟的领袖之一，且与敦拉萨有不寻常的私交（他在1959年以马华总会长的身份与东姑因席位数目交恶而大权旁落。1960年退出马华）。

有人因此质问，如果民政党没有发生内讧，林苍祐会率领民政党加入国阵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如果根据林苍祐的思维来推论，他会选择与敦拉萨合作，甚至可能加入执政集团，只是迟和早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幸还是有幸，当陈志勤（党秘书长）联合赛胡申阿拉达斯（党主席）在1971年密谋倒林苍祐（党中央副主席，槟州主席）后，就给林苍祐一个反击与夺权的机会。而林苍祐靠的不单是党内的“忠诚派”（有12名州议员，包括林苍祐及议长哈仑在内是林苍祐派的，另一位王裕好是摇摆不定的；另3名民政议员倒戈相向，默许行动党3议员及人民党1议员在槟州议会内提出不信任动议，如果加上巫统4名州议员加入倒林运动，在议长不能投票下将以11票对11票的结果而僵持不下。这样一来，林苍祐即使不辞职，政局也陷入不安。

就在人们为林苍祐捏一把冷汗之际，林苍祐与敦拉萨的“热线”起了关键作用，后者喻令4名巫统议员在州议会投弃议票，以挫折不信任票。开票的结果是11票对7票，行动党叶锦源的动议以失败告终。

经此波折后，更加坚定林苍祐与巫统合作的决心。1972年元旦，敦拉萨（已在1971年9月宣誓就任第二任首相）与林苍祐宣布在槟州成立联合政府，65层摩天大楼也被命名为敦拉萨综合大厦（KOMTAR），光大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1974年国阵正式成立时，民政党已是其中一个成员，它受到的重视不亚于马华公会，这也是为什么马华是最后一名承诺加入新大家庭的。换句话说，联盟的3党阵线摇身一变成9党加盟的国阵。除了原有的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外，另加入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还有沙巴的国阵及砂拉越的国阵。

这一下子，马华不再是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民政及人联党也被视为华基政党，再加上人民进步党是华印裔政党，马华的代表性相对地降了下来。这种变化使到1974年接任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气在心头，也就把气泄在民政的身上。从那一刻开始，马华与民政的斗争没完没了。巫统则打从马哈迪接位的那一天开始（1981年6月），他就对马华与民政采取相等距离的策略，不再如同敦拉萨“厚待”民政党，例如在1982年的大选，他同意马华在槟州与民政享有8个州议席的配额，并接受以议席多寡来决定由哪个党担任首席部长。又例如在1999年大选后，马华突得到两名民政州议员的“投奔”，议席超过民政党（11对8）。若按照1982年的“口头协议”，理应由马华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但马哈迪不作此想，他在促请许子根压后就职的一周后，又把这张龙椅交回给许子根。这就说明了马哈迪永远是赢家，由他来决定这两个党的政运。

就是因为在马哈迪当政下，已没有所谓成员党的排位问题，只剩下巫统一党独大，其他成员党围绕在其身旁发亮，宛如众星拱月。虽然表面上马华还是居第二位，但实权操在谁的手里，大家也就心知肚明。

可以这么说，在马哈迪成为国阵老大及首相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政党政治的走向都按其意愿旋转，这之中没有一个成员党得以搞对抗和离心，只得放下身段，消磨自身的理念与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1990年沙巴的团结党突然背叛国阵而成为反对党州政府后，其结果是1994年的州选虽由团结党以25席对13席再次执政，但因为州议员的跳槽，团结党失掉政权，改由国阵执政到今天。这是典型的“政治惩罚”，迫使团结党的拜林不得不在千禧年低头重回国阵，并在2004年大选重回州内阁，但也只能屈从担任副首席部长。

由此来评估民政党，它是不可能有高调的独立政见，什么多元理念，什么马来西亚人民的国家和努力使民政多元性代表，这都是民政的“家事”。在国阵中，民政是代表华裔的成员党，与马华不相上下。原本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国阵以是种族的组合来争取成员党的。

不过，在马哈迪之后的阿都拉，也同样没有把民政党放在“比较好”的地位，而只是视它为国阵的一个成员党。因此当2006年巫统浮罗山背团员在阿都拉及许子根面前拉横幅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时，阿都拉只是轻描淡写地敦促勿刊照片和将布条收起，没有进一步行动，而许子根的忍辱却成了华社永远的伤痛，此其一。

其二，在挑选首席部长接班人课题上，许子根一直面对巫统部分人士干扰，到最后竟然由阿都拉钦定黑马邓章耀，整个民政陷入十分被动的尴尬局面。

因为这样，308的政治海啸也把民政冲得无影无踪。也只有来到纳吉上位后（2009年），许子根才以民政主席的身份进入内阁，但也已是迟来的春天。在失掉政治筹码后（失掉槟州地盘），今天的民政党还是不时受到友党的揶揄，以致改革“知易行难”。处在备受磨难的窘境中，民政党内又有人拿丁福南来开刀祭旗，不知是不是代罪羔羊？但倒丁之后又要做什么？没有人说出来。回首40年前的辉煌岁月，我们不禁为之叹息扼腕。

刊登于2010年9月3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