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日期已成政治筹码？（现代春秋）

市面甚器尘上传出我国大选很可能在明年举行，而由民联执政的州属，如槟城及雪兰莪的首长或大臣则否定跟随国会大选起舞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如果国阵中央政府决意在明年5月之前举行大选，槟城和雪兰莪将不会跟随而是另择日解散州议会。 这种情形在过去发生过吗？是有发生过，但不像今日因不同政党的执政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1955年时，英国推行独立前的普选，在槟城方面，槟州议会是在1955年正月提名而在2月份投票。这一年林苍祐率联盟大军提名竞逐14个州议席大获全胜，包括林苍祐在内（当年未独立，保留10席由英国参政司—槟州总督委任，总共24席）。 至于联邦立法议会选举则择定在1955年6月提名，而在7月投票。这一年共52席竞选，另46席是委任的。一边是势力强大的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另一边是声势显赫的由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双方短兵相接，目的是争夺自治政府的主导权。结果由东姑领导的联盟取得大胜，国家党沉船，也结束了拿督翁的政治仕途。 同样的，独立后的我国首届大选在1959年举行时，也实行国州大选分开进行。 这一年槟州选举在5月提名，6月投票，因为华教问题马华参选11席，只6人中选，社阵则夺得7席。而全国的大选提名在7月，投票则在8月，选举结果是联盟保持优势再执政，但反对党中左翼的社阵已从中崛起，且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大有斩获。这意味着马来亚走向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斗争。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年回教党竟在吉兰丹及登嘉楼州拥有执政权。 虽然登嘉楼不久后州政权归回联盟，但吉兰丹依旧由回教党执政。由于东姑主政时期基本上以5年执政期为标准，因此当1964年举行大选时，在西马方面，国州大选同步举行也就未面对回教党的反对。 而在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后，我国的东马选举方式就有一些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是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的州选是与国选分开的，它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考察东马的民心所向，而缺点是中央政府力所不逮，对这两个州的影响力有限。 例如当1974年全国大选后，时任首相的敦拉萨委任沙巴的首席部长慕斯打化为中央国防部长，级别挺高，但慕斯达化就是不卖账，拒绝到中央述职。由此也看出中央对沙巴的政局是有些无可奈何的。 沙巴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党可以交替执政，关键是中央政府必须出手。如1967年中央支持慕斯打化的沙统主打卡达山统一机构，因后者有离心之意图。 当慕斯打化尾大不掉时，中央则另鼓励哈里斯成立人民党，在1970年打败沙统成为执政党。 而哈里斯又不听话时，中央又于1985年大选时支持拜林成立团结党，把人民党打得落花流水。 接着拜林在1990年退出国阵后，马哈迪就处心积虑地谋倒拜林政权。果然在1994年的大选造成团结党在大选后面对议员的背叛而倒台。这时上台的国阵已不再谦让。当2004年大选后，索性固定首席部长人选，不再采取轮任制。于是巫统人掌握大权，也完成了巫统对沙巴的收编。 另外，砂拉越经过这么多年的辗转，中央还是打不进砂州政坛。权力俱在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手里。如今看来中央；尤其是巫统若有机会东渡砂州，自然不会放过这大好时机。 其实在砂拉越的政治吊诡是反对党来自西马，而东马本身的政党又不愿当反对党，只好由西马人来推动。 在这种情形下，国阵若再束手无策的话，恐怕下来的砂州大选对国阵不利。因此采取亡羊补牢的战略就是让纳吉顺利东渡，也就有所谓明年将是大选年的说法，因为砂州必须在明年举行州选。如果国阵错失东渡的机会，可能在以后更加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会说，大选将同步进行。 如果说，纳吉决心在明年举行全国大选，则可能不解散州议会的只是雪兰莪和槟城，回教党在历史上未曾在这方面与中央唱反调。 它牢记的一个教训是在1977年被国阵踢出局后，就面对国阵在吉兰丹州举行闪电大选。这一个令回教党措手不及和招架无力的绝招，差点把回教党淹死，只剩下区区两个州议席。国阵则扬眉吐气，首次夺得丹州政权。 国阵也夹着州选胜利余威（1978年3月）在同年的8月举行全国大选，以致回教党势力只退不进。这种个别大选的“教训”也让回教党铭记其中。 如果明年大选时，连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和吉打也响应解散州会同时大选的话，那就只剩下雪州和槟州在坚持不选了。这种坚持对民联是否有利无弊，乃言之过早。但对国阵而言，似无伤大雅，反正大选过后会更加集中精力来对付槟雪两州。 就此而言，如果民联决心要迈向布城的话，则又何须担心对州选不利呢？因此国州大选同步举行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证明民联够胆量接受挑战，也说明民联有决心进入布城。 所以明年会不会大选，主要在整体的政治是否对国阵有利，而不会在意槟雪是否一起举行州选？这就是林冠英必须谨慎和三思而行的大挑战。 刊登于2010年12月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