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印的微妙历史关系 （年刊）

在探讨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尼的关系前，必须要弄清楚这三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后来的恩恩怨怨。

最具有大国地位的是印度尼西亚，约在公元7世纪，室利佛逝王国（梵文Sri Vijaya）兴起于印尼，以苏门答腊的巴淋邦（Palembang）为王城。旋后它向外扩张，在公元775年时版图涵盖马来半岛。

这个古国也在后来被称作三佛齐。到了13世纪，它已经走向没落，另一个王国“满者伯夷”（Majaphahit）（1292-1520）从中崛起，版图也延伸至马来半岛及婆罗州。1377年它派兵歼灭三佛齐，而后印尼又陷入小王国的割据而立。但已是属于回教化的小国，印度化的国家也因之式微。1520年在第马克（Demark）大军压境下，满者佰夷终被肢解灭亡。

与此同时，在苏门答腊的另一端，另一个新兴王国兴起，它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六甲王朝”。这个王朝的缔造者拜里来苏拉是来自巨港的马来王子，他在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王国，地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而且也引进了回教，在东南亚建立了第一个回教国家。

马来西亚的历史一般以马六甲王朝为起点。因此认识马六甲王朝与印尼的密切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此而后印尼也发展成为一个回教化国家。

另一方面，远在半岛下端的另一个小岛新加坡（前称单马锡（Tamasik）），原先是室利佛逝的一部分，后来在1377年被满者佰夷占有。当满者佰夷消失时，马六甲王朝也成了新加坡的保护者。

然而到了16世纪，整个东南亚政局开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先被征服的是马六甲王朝，它在1511年被葡萄牙侵占，首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换句话说，葡萄牙是第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小国，用炮艇打开马六甲的门户（在1623年时，葡萄牙也是第一个占有中国领土—澳门的西方列强，首次打开中国的小门）。

在葡萄牙的统治下，马六甲曾一度被葡萄牙化，而此时荷兰在海上悄然崛起，在1641年时，它打败了葡萄牙而成为马六甲的主人。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真正目的不是占有马六甲，而是要占领整个印尼。在1752年时，它基本上已完成对印尼的控制。

此时荷兰又面对另一强大对手的虎视眈眈，那就是在17世纪崛起的英国。英国人在1600年就组成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对台（1858年英国结束东印度公司，将殖民地直接交由政府管理，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早在1799年宣告解散）。这个总部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海外利益的先锋队和保护者。在1786年时，它接受英人莱特的献议占有了槟榔屿，启开了英国的东进政策。

正因为英国是后来居上的海上霸主，它决心要占有东南亚乃至亚洲的重要港口。因此它在1819年正式占领新加坡，让它从柔佛的手中转到英殖民者的手中。

由于新加坡港口之优越，它很快地（在1830年之后）取代槟榔屿的地位而成为贸易集散地。

这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必须要补充的：在1824年时，荷兰竟同意交出马六甲予英国，以换取英国交出明古连港（苏岛）。它的重要意义不是对土地的交换，而是基于英国势力过于强大，荷兰不得不妥协而求英国不插手印尼事务。荷兰则除了印尼外，也不染指任何东南亚的国家。

英国在占有马六甲海峡后，下一步是箭指中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拥有了香港的统治权。

虽然英国处心积虑地为延长殖民统治而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荷兰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解放阵线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印尼独立。虽然荷兰顽抗和反扑，但在1949年不得不放弃对印尼的统治。苏卡诺领导的印尼国民党取得胜利而成为这个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苏卡诺在战后的崛起给予马来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鼓舞和刺激，一个在战后即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民族党）（1945年10月）基本上走着与苏卡诺同样的路线，马来左翼运动从中得到滋长。

当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被指涉及共产活动后；在1955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在布斯达曼及巴哈鲁丁领导下成立（这个政党在1957年8月31日与另一个由华人为主的劳工党合组成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这就是说，当时的马来左翼运动是以苏卡诺马首是瞻的，一个大印度尼西亚的梦想也曾鼓舞它们投向苏卡诺，这也包括在1956年脱离人民党而加入回教党成为党魁的巴哈鲁丁，它是早期马来社会的精英和民族英雄（他也曾是马来国民党的主席）。

因此，苏卡诺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结合）在战后出炉时，也被海外的左翼运动有秩序地接受。

讵料，当马来亚首相东姑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后，它就受到印尼的大力反对，斥为“新殖民主义产物”，这也连带地影响马新五邦（马来亚、新加坡、汶莱、沙巴及砂拉越）的社会主义阵线一致地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这是马印首次的严重矛盾和关系的破裂，一边是马来西亚决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另一方面是印尼政府正式推出对抗运动；且喊出粉碎马来西亚口号，形成国际斗争的一部分。而在马来西亚则是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连成一气，与支持马来西亚的联盟执政集团及新加坡政府对峙，一时剑拔弓张，使到马新印关系陷入“交战”状态。

1965年是历史的转折点，三国的关系也起了料想不到的巨变：
其一，马来西亚政府在1965年正月逮捕左翼马来领袖，包括劳工党主席依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前农长。他在1963年率领他的党加入社阵）及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等人（人民党党魁布斯达曼在1962年时已被捕扣留），政府指责他们意图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当消息公布后，民间哗然几乎难以置信。

其二，自此而后，它标志着左翼运动的下沉（这一年的正月，人民党与劳工党宣布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人民党改由卡森阿末领导，走议会斗争路线；劳工党转向激进路线，走街头斗争路线。

其三，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两年不到，终于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在1961年因与人民行动党闹分裂的左翼队伍另组社会主义政党（此名取自马来亚的社阵，意味着它们是两位一体的）。但因1963年参加新加坡大选夺权失败后，它也开始走激进路线，退出议会斗争。

这印证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马新印的左翼运动已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

其四，在1965年9月30日发生了印尼流产政变和反政变事件，导致苏卡诺大权旁落，右翼的苏哈多政权从中涌现，他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大举屠杀共产党人，“纳沙贡”也因之被粉碎。换句话说，印尼在美国的支持下，高举反共大旗，也带动和影响其它回教国家抗拒和抵制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政治。它在冷战时期的斗争给美国增加了反共的筹码。

当1965年成为过去时，马新印的关系晋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尼方面结束马印对抗，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在1966年退出联合国的印尼，又重回大家庭，不过此时的印尼已十分敌视中国政府，也发生排华运动。

虽然如此，它由那时开始到今天，马印仍然维持友好关系。在今年9月发生的印尼官员在海域被马来西亚警察逮捕事件，虽然在叫嚣声中损及马印关系，但归根究底是茶杯里的风波，两国领导人都不同意绝交和报复。

虽然印尼在过去的两个月有发生示威，要求将马来西亚人扫除出印尼的说法，但依然不成为一个运动。

即使有人为印尼女佣被虐事件连起来评述，然这些个别事件并不足以恶化两国关系。只是遗憾的是印尼的合法与非法外劳2百余万人长期逗留和滞溜在马来西亚，已构成严重社会问题。双方仍然找不到一条解决方案。

正由于局面陷僵，马印商谈女佣课题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也算是印尼外交关系的一段插曲。

至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就比较敏感，它不但涉及对种族观点的差异，也在共同课题上的合作出现断层。最明显的是水供问题虽是生常谈，但也只能在2060年后才谈，况且新加坡已也研制海水净化和新生水，预料水供将不再是个大问题。

倒是马哈迪经常提出的美景弯桥不能落实已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道“伤痕”，尽管从阿都拉到纳吉不认为 这是伤痕，但马哈迪则嫌其继任者未够勇气接受新加坡的挑战。

在这方面，纳吉则从另外一个地方成功地解决了火车站的土地问题，这对马新关系的改善也开了绿灯，虽然马新存在着对领空权的争议，但两者存在的海军与陆军的不同策略也是颇令人关注的。

有鉴于纳吉准备沿用其父亲善待邻国的政策，可以预料马新印三国的关系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李光耀得以在去年访马会见朝野人士，证明马方政府不再顾虑李光耀评估马来西亚政局。同样的，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并未冲向新加坡的利益，即使维基泄密对马国有所不友善。在解释后，预料也会冰消雪溶。

总之，马新关系非得谨慎处理不可，因为这涉及两个国家是由不同的种族所领导。不过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道上，在东盟国家组织上，在亚太会议上乃至在联合国会议上，有迹象显示马新印必须越走越近，才能让东盟国家在亚洲崛起成为一个强大与有影响力的实体。这就是说，亚洲需要一个“欧盟”来共创未来。

刊登于2011年1月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