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让我“烟不离手” （直挂云帆）

这是一位文人烟客怎样与烟为伍，又怎样在30年后戒烟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我。

说真的，我忘记了什么时候抽烟抽上瘾，大概是70年代的事。

在中学和大学时，烟与我是沾不上边的，虽然60年代在大学内，大学生抽烟是平常之事，但也不见得烟客四处，倒是常见教授烟瘾来了，不得不躲进厕所“满足”一下。

当我在60年代中期进入报馆服务时（星洲日报），对抽烟没有好感，只是偶尔被人请试抽一下，没有上瘾。因为做记者成天在外跑动，也就培养不起烟瘾；再说出外采访新闻总不能在别人的地方抽烟吧？

后来我不当记者了。在70年代转入编辑部当编辑（星槟日报）。这种伏案的文字工作虽与记者生涯没多大差别，但也有实质上的不同。编辑是主内，不但要看稿、改稿乃至写稿，同时要及时写评论。因在那个年代，我们人手不多，分工没那么细，编辑有时得兼任记者、撰稿员、翻译员也是常有之事。记者（尤其是外勤记者）则是在外采访，每天必须完成交待的任务和自行采访的稿件，他们写完稿后就交编辑审理（我们那时还有所谓内勤记者，他们的工作就是接收外坡乃至较远的地方打来的新闻报告电话，比如曼谷、合艾、棉兰、新加坡、吉隆坡及各地方电话，也有远至香港和台湾的。内勤记者就必须通过电话录音，然后写成文字交差）。

我当编辑的时候，有几个地方是必须用脑筋的。其一是整理妥善新闻后，用心思打标题，它需要“画龙点睛”打出引入瞩目的标题；特别是版面的头条；其二是要在有限的版位让新闻显得多姿多彩；其三是自己得动笔写评论文章，也经常写副刊文章，说得好听是自我锻炼，说得实在是赚一些稿费，因为那时的编辑收入不高，得靠写稿来“增加”收入。

我记得约在1972年的时候，就被总编（林姗姗）通知尝试写社论，心情是有些紧张，但却是愉快的，毕竟这是我突破工作性质的另一个考验。

为了写好社论（一星期只写一篇），我得拼命地看书和找寻资料，也要用更多的时间翻阅各类报章，其中的苦乐辛酸，也只有自己感受得到。

正因为“社论”带来的压力，我开始比较“有系统”地抽烟。换句话说，我需要依靠“抽烟得来的灵感”来加强自己的写作信心。在最初的时候，总觉得写不好，也无法掌控文字，比较理想的是控制在1200字至1500字之间。

我曾经看过两位老前辈写“社论”的“痛苦”。一个是黄荫文（他曾任广州的教育局长；在报界退休后研究太虚大师在佛教的权威），他每天下午来上班前，先对各报新闻浏览一番，然后在下午五时正准时收听丽的呼声的新闻转播，接着他好歹必需动笔。

在他当主笔的60年代，没有夜报，可以较迟截稿。由于他的工作只写社论，也就不必牵挂其他杂物，可以集中精神“完稿”。有时候我看他在傍晚7时之前就完工，在校对后便走人，离开报社也不超过晚上8时。这种下午4时上班，下午8时下班的工作真是羡慕死人。我们那时的工作（指编辑）是从下午1时开始直到午夜。不过有的时候也特别同情黄主笔的辛苦，他竟然有写不出的时刻，下笔了总是又撕掉再重新写，也许文思受阻或也许题材不够内容，总是被卡住。这样一来，我也在晚上9时或10时才看见他带着疲惫的心情离开报社。这种写社论的日子，对一位老人家来说并不好过。到后来（约70年代）他就辞职到三慧讲堂与竺摩法师研究佛法了。

黄荫文走了以后，重担就落在总编辑林姗姗的身上。林姗姗早年是文艺青年和新闻斗士，在“光华日报”及“现代日报”服务过，后来加入“星槟日报”当总编辑。

即使年事已高，林姗姗在没有主笔下得自己写起社论来，那时报社的老板认为可省则省，走了主笔没关系，社论叫交待总编负责，大不了他可以分派给同事轮流写。

于是我在初期被分派每周写一篇社论，余者由林老总及其他同事分担。我记得林姗姗个人负责每周两篇社论。本来写作对他来说是等闲之事，无奈他也有下笔难的时刻。此刻陪伴他的不是香烟，而是一瓶黑狗啤。这黑狗一下肚，林老就有了思绪而下笔成章，但有时他也真的被课题卡住了。先写了一则600字，又嫌文字不够，再写一则400字，变成一个社论有两个议题。这当然并不理想，但也算“交差”。由此可见，写社论并非轻松事。而林姗姗在报界的一生也就是与黑狗啤为伍的，他是出了名的黑狗老总。其实林姗姗的专长是写短小精悍的文章，《星槟日报》莲花河副刊内的“河边小语”（三几百字）多数出自他手笔，而每天在莲花河版内的“一针”则是一针见血的评论（我后来接过这项任务，但总觉得没有林姗姗的出色）。

既然写社论的压力太大，我的烟瘾变大起来。后来变成每周写两篇，压力更大；再后来我更是每周写四篇社论，其精神的折磨可想而知。因为这会让一个人在早日上醒来时，不知今日要写什么社论？

在这种情形下，我依靠抽烟来解压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其实除了写社论外，我每天还得编几十则的大小新闻，我是负责槟城版的编辑，必须要战战兢兢地应对读者和报社的眼睛“审视”。若做得不好，肯定挨批和挨骂：做得好，那是我的份内的事。

对我本身而言，因为喜欢写作，也就每天半夜趁夜阑人静时，在书房写新闻评论。我在后来出版成书的作品就是在三更半夜出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写作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份，当然烟瘾也就泡上了。我记得在70年代中期我拥有一个小房间后（担任总编辑和总主笔），我的烟瘾更加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我也记不住了。不过那时的香烟还蛮便宜，也就不在意抽多或抽少了。

至于我这位看来非死在烟瘾症不可的“文人”，后来又怎样戒烟成功，下一期告诉你戒烟的故事，这更是一则难以置信的真实的“故事”。

刊登于2011年4月7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