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的政治生态 （现代春秋）

砂拉越位于东马，它的种族人口结构与西马不大一样，例如占人口30%的伊班人就是最大的族群，下来是华人，占26.8%，马来人23%，比达友族8.7%及马兰诺人5.6%，而整个砂拉越人口也不过是200万名左右。 由此来看它的种族与西马相似的地方就是华巫人口占有较大的比数，但真正构成砂拉越与西马发生政治联系的不是种族的大同小异，而是它也与西马一样，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在1841年，汶莱苏丹为感谢英人詹姆斯布洛克用英军舰到古晋，协助“敉平”当地土人的反抗斗争，而把今天的晋汉省给布洛克建立拉惹王朝。较后经过三代布洛克家族的扩张统治，在1905年时，已占据了整个砂拉越，直到1941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布洛克王朝无能力恢复有效统治，在英国的压力下，将主权交由英国管理。这就是说，砂拉越在战后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也是在1841年之后，华人才开始移居砂拉越。在那一年，华人只有1000名，但到了1909年华人增加至4万5千名，占总人口的10%。总的来说，砂拉越的华人移居较西马的华人移民迟了60年之久。西马的华人从1786年莱特占领槟榔屿开始，就逐年大规模的南迁。虽然史书曾记载在1777年时，有华人罗芳伯在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大唐总制”，但荷兰势力入侵后，已被打散，也是属于印尼的领土。 因此华人较有规模移民起于布洛克王朝在1841年建立之后，例如在1850年大约有3000名华人在刘善邦（曾在罗芳伯公司任职）率领下从荷属的三发与坤甸移居砂拉越之石隆门，且在1857年华人人口增至4000名，但不幸的，在当年发生华工被残杀事件，石隆门一度成为“死寂”的市镇。 虽然如此，过后有更多的华人在砂拉越定居下来。在1939年（第二次大战期间）时，华人增至12万名；在战后（1947年）更跃至14万名，占全州人口的26.6%。 由于抗日战争的刺激，砂拉越的左翼运动也萌芽于二战前后；尤其是战后，在华社和华校之中滋长了左翼政团的力量。1952年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立，象征着左翼阵线取得了立足点，它也在间接上与西马的马共“相互呼应”。 由于左翼势力的壮大，导致1959年出现第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取名为“人民联合党”。这个党的领导人虽然不是左翼出身的（如王其辉及杨国斯），但加入这个政党的青年都急快地把它向左转，而成为左翼统战的最大的前哨站。这种情形与西马的社阵（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是同出一辙的。换句话说，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人联党旗帜鲜明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诸多的左翼运动莫不与它有关。 正因为左翼运动鼓起民族主义独立的浪潮，英国政府乃抢先一步通过西马首相东姑宣称要推动一个马来西亚计划的成立，目的自然是以此让砂拉越成为独立的一部份，来冲淡反殖民浪潮。讵料左翼阵线大举反对，且团结了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即指马来亚、新加坡、汶莱、砂拉越和沙巴的代表）指责马来西亚是殖民地产物，主张先让东马的北婆取得自治，才来决定是否要加入马来西亚。 当这种斗争扩大成为国际斗争时（印尼和中国的介入），英国就加速了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9月16日）。而在另一方面，人联党的内部也起了变化，一部份左翼青年领导成立砂共，开展武装斗争。这个时期，人联党是左翼运动的公开阵线，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因为人联党有强烈的代表性；尤其被视为华人的代表性政党。当1969年“513”后，在西马崛起的敦拉萨（第二任首相）也就在智囊团的协助下，制定了一套收编左翼政团的大计划。于是在事先布署下（也就是中央政府与人联党暗渡陈仓），一场砂拉越大选就在“513”的阴影下拉开序幕（1970年7月）。此时，全国仍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尚未重开，可见当局已防范于未然。果然不出所料，州选的结果是三分天下，一边是右翼的土著党（12席）及保守党（8席），另一边是左翼的人联党（12席），还有一派也是属于右派，但被中央政府排斥的国民党（12席），最终被摒弃在执政门外，首次破天荒地促成左右派大联盟的砂拉越联合政府。 人联党的加入联合政府使到马来西亚的政界大为震惊，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尤其是人联党的党员中，转入地下的砂共活动的不乏其人。偏偏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绝招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同时，因为人联党开了头，也就不足为奇地出现在西马反对党被收编的故事了。于是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加入了联合政府，且在1974年组成国阵（联盟的扩大组织）。这标志着敦拉萨中间偏左路线的胜利。马来西亚也因之走向不结盟的方向，不再一面倒向西方。 1974年，砂拉越的第一个巨变是砂共与砂州政府达成和解，结束了武装斗争，成为国际的大新闻。这也是马来西亚首次与共产政团和谈成功。虽然另一支砂共在洪楚庭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直到1990年和解，但这是继马来亚共产党于1989年与马来亚政府及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的另一大件事，这样一来，前后的三次和谈，意味着马来西亚在90年代后，不存在武装斗争的游击活动。 可是，砂共的走出森林在后来也未给人联党带来好运，因为在时代的蜕变下，人联党不但放弃社会主义的理念，也与老同志关系越行越远。 抑有进者，人联党从1978年的开始分裂（张守江的脱离人联党，加盟行动党）。到90年代末期又一批人联党人和行动党人的转向公正党（如黄锦和）也暴露了今天的所谓三党斗争，不过是“自己阵营的分化和分道的政治解体”，进一步反映出人联党的无奈和失落。比如行动党的黄锦和及张建仁（张守江的儿子）等人也是与人联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我们不必惊讶，本届的砂州大选出现了人联党的殊死战。它已经生存了50多年，在不断的冲击下，也必然要面对新一代选民的审视。虽然华人选区或说20个激烈争夺的州选区，未能决定政权是否转移（总共有71席），但却能决定人联党的未来，这或是本届大选的最大焦点。 刊登于2011年4月1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