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年—孙中山奠下现代史第一块基石

作者按语：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海峡两岸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和活动。陕西省政府也趁今年四月五日的清明节日，在西安主办一个别具意义的研讨会，定名为《黄帝旗帜•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从四月三日至六日在西安人民大厦隆重开展，协办单位有西北大学及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

陕西省政府共邀请海内外著名大学教授及学者家七十余人参加是项研讨会，加上当地省政府官员，西北大学师生（研究生）共百余人齐集一堂。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是应邀嘉宾之一，并在大会提呈与宣读论文。

本文刊载的是谢君的论文摘要：

绪言
辛亥革命一百年对整个中国乃至海外华人来说是翻天覆地的改写历史的大件事；而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发生的政治斗争和外国势力的入侵（主要是日本在1937年发动侵略战争）虽一度几乎摧毁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根基，但最后还是被伟大的中华民族用集体的力量，用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领导挽狂澜于既倒，才有21世纪的中国崛起的奇迹与动人的故事。

这一切的政治变迁与动人的故事起于一位政治伟人，他就是后来被尊称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因为他的出现与坚持，促成划时代的辛亥革命，照亮中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前进的道路。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向外国势力低头的开端；那么孙中山则是应时代感召“横空而降”的“民族英雄”，他拉开了现代史的序幕。即使他出生时只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比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幸运是因为他在家庭的资助下很早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求学而吸收了西方的启蒙知识，对他日后决心改造中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前的西方战略
先了解鸦片战争前的国际背景是很重要的，它的缘由是这样的：
由于发展所需，英国在1786年通过莱特（Francis Light）在东南亚的槟榔屿（马来半岛）取得据点。其重要意义不在于这个小岛有多大的价值，而是它处在马六甲海峡的心脏（北端），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果然在1819年，英国又通过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占有了新加坡，形成南北两端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但这还是不完整的。因此英国在1824年让出它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予荷兰，而换取荷兰将马六甲交给英国。这种殖民地宗主国私相授受的违规行为也就在强权底下被合法化了。

因为马六甲的位置正好在马六甲海峡的中部，完全符合英国人的需求，也就在1826年将槟榔屿、新加坡及马六甲合并成海峡殖民地，直接由英国政府管辖。

很显然的，英国的最终目标不单是殖民化马来半岛，而且也觊觎中国的庞大市场；尤其是大量的倾销鸦片进入中国。除了一本万利外，也足以将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这样就不必担心中国人民起而反抗外国势力的入侵了。

但这种如意算盘在1830年后触礁，清廷发现鸦片无节制的流入市场，祸害甚大，乃意图控制鸦片的买卖。于是有了林则徐1839年在虎门销毁鸦片的壮举。不幸的，它让英国找到了借口，而在翌年，即1840年用炮艇打开中国门户，是为史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吃败仗后，在1842年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予英国，并迫使清廷开放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与上海5处为通商港口。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治外法权。

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失败后，清廷又签署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包括九龙割让予英国（在1898年时，英国又获得清廷租借新界99年，因而才有了1997年香港租约期满回归中国的大件事发生）。同时《北京条约》也规定清廷允许所有愿意出国的人到英国殖民地与其他外国去，并得以与眷属在中国任何通商口岸上船，同样的条件也适用于法国和西班牙。8年后，又适用于美国。

（二）鸦片战争后的民族醒觉
由于鸦片战争，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由于鸦片战争，中国人开始向海外移居；也由于鸦片战争，民间对清廷的颟顸无能感到愤慨，革命运动就此燃烧起来。

其中最关键的一场革命运动是以客家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1-1864）。他以基督上帝会的名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清，并在1853年成功地在南京建立政权，与位于北京的清廷分庭抗礼。一度声势浩大，几乎割了满清的命。

虽然后来太平天国失败了，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最具规模反清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其历史意义远远地胜过中国历代的起义和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不但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也为清朝走向消亡写下时间表。换句话说，在这之后，中国人民积极自觉和反省；尤其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蒙受的屈辱，更是令中国人义愤填膺。

虽然义和团运动是清廷利用民间的仇外灭洋情绪，鼓动与怂恿一批所谓“刀枪不入”的志士大举攻击传教士与中国基督教徒，企图作最后一击，但它的愚昧与无知，也导致清廷进一步接近灭亡的边缘。八国联军借义和团的反西方的情绪，大军开入天津与北京，很快就扑灭义和团运动，逼使李鸿章代表清廷向八国（德、奥、比、西、美、法、英、义）俯首称臣，再加入日本、荷兰与俄国的介入，也就签下令中国人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中国主权至此已所剩无几，即使因此延长了清廷的政治寿命多10年，但中国已确确实实成为列强的俎上肉，再也发不起威，更是国不成国了。

（三）洪秀全第二横空而降
也是因为鸦片战争肇了前祸，将中国推向丧权辱国的边缘之际，一位旷世奇人乃告诞生，他就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孙中山（1866-1925年）。从他的出生来看，他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2年就来到这个世界。

1878年，孙中山12岁时，他比许许多多中国人不同的是，凭其兄长孙眉的栽培，把他带往美国的檀香山，在当地的教会读书。

1883年7月，孙中山17岁回返故乡翠享村。不久（即1883年11月）进入香港拔萃书院，在香港纲纪镇会（公理会）礼拜堂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1884年进入香港域多利书院学习，1887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攻读。在这段期间，开始接触时政，又追寻洪秀全的步伐为中国的未来谋求出路，加入基督教也印证了他对洪秀全的崇拜，更在日后把自己形容为洪秀全第二。

1892年，孙中山在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医院任职，后转到广州行医。1894年，孙中山展开其人生的“书生问政”的第一步，这一重大的转折不但改变了孙中山的个人命运，也写下了中国政局将全面改观的第一页，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在此埋下伏笔了。

在这一年（1894年），因为孙中山仍抱有幻想通过改良来挽救中国，因此他在年初拟就了一份8000言的《上李鸿章书》的长文（按李鸿章当时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选在6月分赴天津呈书（没有迹象显示孙中山亲自面呈“上书”，但有历史记载李鸿章拒绝孙中山的改良大计）。

“上书”直截了当地指出办洋务不是救国的根本之策。他尖锐地指出：“惟船坚炮利是务，是舍本逐末也”，而是应该“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地”。一旦“四者皆得，然后修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岂能匹哉”？

可惜李鸿章不屑一顾，就在孙中山改良提议被拒绝后的一个月，于1894年7月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眼见清廷炮舰不堪一击，孙中山在澈底失望之余，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在1895年，清廷签下《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台湾及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投资设厂，中国已是百病丛生）。

（四）流亡海外遥控起义
在1894年的10月，孙中山从上海出发，经过日本到夏威夷。同年的11月邀约20名支持者在檀香山宣布成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理想与抱负。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也标志着孙中山准备用武力推翻满清封建王朝。

尽管遭受挫折，孙中山不屈不挠的斗志也确实令人肃然起敬的。他的10次起义和10次失败是从1895年10月起到1911年4月止的整整16年间所蒙受的牺牲与损失不计其数。只有到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才大功告成。孙中山成了中国新生的一颗“救星和彗星”。

虽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因复杂的政局陷入苦难重重，但无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孙中山的坚持与忍辱负重，中国将不可能在20世纪迎来新的年代；更难于想象自此之后的中国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挣扎与斗争，又迎来了另一个新天地，直接从封建时代跨入社会主义的社会（1949年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孙中山的真知灼见，中国恐怕不会有今天的火红局面。因此纪念辛亥革命100年，其实就是对孙中山一生奉献的完全肯定。

（五）三民主义改造中国
正如前文所述，因为他有机会接受西洋教育，视野较之历代的改革者更有先进的思想。有利他提出了民主政治的主张，整个情况是这样孕育而成的：①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②1903年黄兴及宋教仁等人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③1904年，吕大森及刘敬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④同一年冬浙江龚宝铨、陶成章及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地区的革命小团体，他们都提出了推翻清廷，复兴中华的宗旨。在这么多的组织中，当推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势力最强大，连同外围组织共得到10万会众的支持，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有鉴于革命团体的前呼后应，孙中山在1905年重返日本时（1902年首赴日广结交留日学生），就将所有志同道合的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通过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借助同盟会的成立，正式推出他的代表作—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对中国的历史来说是划时代的篇章，它打破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常规，抛弃帝王制度，强调民主治国。

所谓的三民主义即指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主主义。

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先是带有大汉主义的色彩，旨在推翻满人统治的清廷。在当时的政治桎梏下，若不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是极不容易唤起90%以上的汉人的反清决心。

当然孙中山也不全然排斥满人，只是他不能再容忍满洲贵族鱼肉百姓，非得打倒不可。而他所要打倒的正是“洋人的朝廷”。但将他的民族主义升化为包含汉满蒙回藏的五大民族在内的思想则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

例如在1897年3月，孙中山应英国人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这样说：“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

而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于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为民族之统一。”

这一前一后的转变，证诸了孙中山是因势利导来解读其民族主义的，也正因为孙中山不排斥其他民族，中国并未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大举屠杀满洲人作为报复的对象。

其实中国政局整个变化也是颇具戏剧性的，并未按孙中山的既定方针走，因为当1911年杪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也就在1912年退位，让袁世凯接班，条件是必须迫使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溥仪逊位。当袁世凯做到后，他在1912年3月10日如愿以偿地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很快地背叛了孙中山，他的暗杀孙中山挚友宋教仁，引发孙中山对付袁世凯，也就有了孙中山讨袁的“二次革命”。

袁世凯转而通缉孙中山，导致孙中山再次于1913年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孙中山有两个重要的决定：其一是在1914年在东京组成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

其二是1915年，孙中山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虽然他这一生与4个女人牵扯在一起 ，但以宋庆龄最具代表性。这对孙中山后期的革命有重要的影响。

当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再次回国开展革命。但他面对的挑战是十分艰辛的，包括中国政局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于1912年8月由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后，一直迟迟未能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期间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列宁领导革命成功，俄罗斯变成苏联，成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奉行马克思主义和路线；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战后列强分赃，竟然允许日本承受战败国（德国）在东山省胶州与青岛的既有利益，引发中国人民共愤；1919年的著名“五四”运动的直接导因就是为反对中国北洋政府在和约上签字而爆发的。这场改变中国人民思想的运动也是辛亥革命所促成的，因为它喊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是与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是不谋而合的。

（六）促成首次国共合作
1920年，孙中山重返南方，被推举为非常大总统，积极北伐。不幸遇上陈炯明在广州叛变，迫使北伐军矛头转向陈炯明。在斗争的过程中，孙中山发现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对他的持续革命起正面作用，乃邀约李太钊（共产领袖之一）谋面，以振兴党国。1923年解决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就任大元帅，不再挂名为“非常大总统”。

由于受到列宁胜利的鼓舞和“五四”运动的开展，促成了孙中山思想的转变，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孙中山思想向左转的标志。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邀请了李大钊及毛泽东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首次向共产国家靠拢，于是大会通过了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也因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成功举行，孙中山得以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1924年），真正地培养军事力量为国民党所用。1925年，孙中山劳积成病，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留下可歌可泣战斗的一生。

（七）为毛泽东指出革命方向
综观孙中山穷其一生搞革命几乎是没有一个人能出其右的，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可以在海外遥控革命；严格来说，孙中山的一生有泰半的日子是在国外辗转的。

例如：
（一） （1878-1833年）— 12岁开始在美国受教育5年。
（二） （1883年11月-1892年）— 在香港受教育9年。
（三） （1894-1911）— 流亡海外搞革命，历时17年

值得一提的是从1905年到1910年，孙中山一方面继续起义（单在1907年就有4次失败的起义纪录）；另一方面，也多次在马新开展革命运动。从中他领悟到华侨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孙中山的“华侨是革命之母”缘由于此。

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竟然把槟城当成他的桥头堡，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原本新加坡是他的革命前哨站，因为他发现到在1906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南洋总机关面临士气低落，态度消极，加上日本也不欢迎孙中山在日本大搞革命运动。迫于无奈，孙中山于1910年将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由新移来槟城。

槟城地位在后来进一步被提升其重要性是因为著名的《庇能会议》是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城召开的（地址在柑仔园400号）。

这个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孙中山的感性演讲感动了出席者，即席筹得八千余元支持革命。孙中山当时抱着破釜沉舟之心，扬言若再失败，从此隐姓埋名（此时孙中山的革命已第9次失败）。

就在会议拍板之后，孙中山委托黄兴领导第10次起义，也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17日），因协调不当而失败，但却意外地在半年之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如果连同孙中山读书时代有14年在外，和辛亥革命成功后，又在1913年声讨背叛民意的袁世凯而被迫再度流亡日本3年。那么孙中山有34年是在中国以外生活的。与他的59岁人生来计算，他有超过一半是在外飘泊的。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也只有出了一个孙中山，似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后来搞革命的如毛泽东都是在国内进行尖锐的斗争，绝不可能像孙中山那样在外国指挥而在国内又有诸多革命志士群起响应，并视他为神话中的主角，没有人敢于向他的领导挑战。这就是孙中山。

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还不仅在于推翻封建走向共和，而是给毛泽东指出了一条革命的大道。毛泽东在论述“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时，也明确指出孙中山在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1924年召开）之前的三民主义论述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之后（指1924年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因孙中山为三民主义作了新的注解，它是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归根究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

今天回顾辛亥百年，蓦然回首，中国已因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奠下的基石，渡过一个又一个挑战和威胁，终于从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转化成为与西方接轨的现代化国家。就此历史意义来说，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在黑暗中举火把的人。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出了一个孙中山，而后中国又出了一个毛泽东。

（2011年4月3日在西安举行的辛亥革命一百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摘要）

刊登于2011年5月15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