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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7.5.11

“两线制”的历史演变 (直挂云帆)

在2008年大选后,意外地出现“两线制”的雏形,因而被欢呼马来西亚的民主已朝向健康与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两线制”提供给选民一个选择的机会,不再像过去那样选来选去都是一个样,一个“不能改变”的结果。

确实,从表面上看,308的政治海啸带来了政治板块的变化,一方面是执政的国阵痛失58个国席(原本是196席,跌剩138席);另一方面是反对党合作底下首次夺得82席,破了国会总数222席的1/3席,使到国阵不再继续在国会享有2/3多数席的优势;尤其严重的事,国阵输掉4个州(雪州、吡叻、槟州及吉州)的州政权。虽然在1年之后取回吡州政权,但加上吉兰丹州原本是回教党的天下,也就仍有4州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这三个反对党(公正党、行动党及回教党)及快地结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以和国阵打对台。在各有实力和地盘下,也就被形容为“两线制”已告“诞生”。

但深一层分析,这所谓的“两线制”是不经意出现的,在事先谁也无法料到反对党能异军突出,因此“两线制”是否真的已经到来也是见仁见智的。我从308之后就对“两线制”的成长与发展保持保留的态度,因为我国经常发生政治洗牌这码事。而且由于我国属于多元种族的国家,政党也有种族倾向和标签,是否适合“两线制”的成长,就不容易说得准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政治界仍然在辩论“两线制”的课题。

我在5月8日应“槟城凤凰友好协会”的邀请,针对“两线制的成长”发表我的政见。我分成八个部分阐述“两线制”的未来:

第一部份先解释什么是“两线制”?主要是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民主政治体现,政党可以通过选举轮替执政;无须通过暴力革命来改变政府。这就是说,通过票箱选出政府。

第二部份述及“两线制”的历史背景。它起源于英国的1686年的光荣革命后,导致君主立宪下出现托利党(保守党)与辉格党(自由党)的轮流执政。

1922年后,工党取代了自由党,从此英国进入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一直到今天。

第三部份阐述战后的所谓“两线制”未开花已夭折。先是战前出现马共(1930年)及马来青年同盟(1937年)的组织,立场左倾;后是战后(1945年)出现诸多种族性和非种族性政党(但标榜多元性也是有种族取向)。例如马来国民党(1945,左倾)、马来亚民主同盟(1945,左倾)、印度国大党(1946)、巫统(1946)。
巫统是为反对英国强行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而成立的。它纯粹是当时马来人大团结,创党人是拿督翁。

即使在1947年时,马来国民党组成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与陈祯禄领导的马来亚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联合起来提出“马来亚人民宪章”不果后发起大罢市(马新同步进行),也未能促使英军事政府改变计划。它在1948年2月1日正式推出与巫统及各州统治者达成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这是第一次试图孕育两线制,但宣告流产,因为在这之后,马来国民党被查封(1950年),而参与AMCJA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也解散了(1948年);反而是马来亚朝向种族性政党发展。

例如1949年,陈祯禄转向创立了马华公会,立场明显与被封闭的马共(1948年)背道而驰。在这之后,也就是1954年,巫统与马华及国大党正式结盟,组成联盟,准备参加1955年的普选,结果旗开得胜,奠定了种族政党的政治格局。

另一方面,虽然在战后有出现非种族政党,例如林苍祐的急进党(1951年);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1954年易名国家党)、劳工党(1951年)、回教党(1951,以宗教为主导,不以种族为依归)、SP及DR辛尼华沙甘兄弟领导的人民进步党(1953年)及布斯达曼的人民党(1955年),但势力范围都有种族倾向,还是摆脱不了种族政治的阴影。

第四部份阐述独立后曾一度出现“两线制”,但在种族政治大环境下终告失败。

事缘联盟在1955年普选中大捷后(以51席对回教党1席)领导自治邦政府,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

1957年东姑成功领导马来亚独立,联盟成为理所当然的执政党;而在独立日的同一天,由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宣告诞生。这个左派的阵线与执政的右派联盟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通过1959年的大选(独立后的首次大选),虽然联盟占尽优势,但反对党也从中涌现。例如回教党取得丹州与登州的执政权(后因内部倾轧倒台,改由联盟执政)。社阵在城市夺下8个国席,也在市议会及乡村议会大有战获(马华参选31席,赢得19席,成绩差强人意,但不算太坏)。

回教党在巴哈鲁丁领导下,与社阵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它们成了“两线制”的奠基人。

但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两线制”已不明朗,一方面社阵领导五邦(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及汶莱)社会主义政党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配合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反大马运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联盟执政党对左翼的街头斗争展开钳制行动,加上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以第三势力插足马来亚政治,使到左右派的“两线制”斗争出现变数。

果然在1964年的大选,尽管社阵在1963年接纳由前农长阿都亚兹组成的国民议会党加入,形成3党抗联盟,但在反大马的阴影下,选民把票投给了联盟;包括华人也未予社阵大力支持,因为他们担心社阵与印尼走得太紧。
当然也因为人民行动党对联盟和社阵的左右开弓,也造成选民的投票取向有些改变,最终是联盟,包括马华成了大赢家,人民行动党也只胜出1席。

当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李光耀在年初组成的非共“团总”(邀约除社阵外的反对党组成)无疾而终;社阵也因内部矛盾在1965年解散(劳工党与人民党各自为政)。至此所谓反对党对抗执政党的“两线制”已不复存在。

第五部份阐述“513”事件后两线制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1969年的大选,意外地痛挫联盟执政地位(在104个国席中,占有66席,首次失去2/3多数席优势,既巫统51席,马华13席及国大党2席),也导致槟州变天,改由民政党上台执政,而雪州及吡舟的政局不稳。

在这种情形下,又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落选的马哈迪痛斥东姑领导无方,促他下台谢罪。国家政权开始转移,敦拉萨成为实权人物。

虽然反对党大有战获,但民政党、行动党及进步党都无法推心置腹组成反对党阵线,而回教党也缺乏一个仲介单位与反对党站在一起。这种脆弱的基础很快被敦拉萨所收编。从1972年的联合政府到1974年将联盟转成国阵,收编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已使到反对党阵营中剩下行动党(虽赢得13个国席,但随后有4人跳党)及砂拉越的国民党(被敦拉萨排斥,取人联党加入国阵),什么“两线制”连影子都不见。

第七部份是来到马哈迪主政的时代,虽然有发生所谓“两线制”的口号,但只昙花一现,又告枯萎了。

这事发生在1987年的巫统党选,东姑拉沙里阵营与马哈迪阵营争夺领导权,结果前者败下阵来。接着在1989年拉沙里另立46精神党,声势一时十分浩大,它也分别与回教党与行动党结盟,引致了加盟行动党的林晃升提出“两线制”的斗争,最后还拉了沙巴的团结党加入,一时之间,“两线制”在眼前一亮。

然后经过1990年大选较量后,46党雷声大,雨点小,却扶起回教党重掌吉兰丹州及差点送行动党入主槟州。在马哈迪的强权政治下,他先收拾了沙巴的团结党。在1994年东渡成功,改由巫统“当家作主”;后是欢呼拉沙里鸟倦知归,解散46党重投巫统。这样一来,两线制在马哈迪统治下,找不到生存的土壤。

第八部份是安华跌马后,意外地扶起两线制,但它的生存是备受考验的。

情况起于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后者不甘受辱乃发动“烈火莫熄”运动,在马来社会点起熊熊烈火。继之他成立了国民公正党,拉拢了回教党与行动党再加人民党直接组成反对党阵线(简称反阵),企图形成两线制挑战势力坚固的国阵。

但1999年的大选只造就回教党辉煌于一时(拥27国席及取得丹登两州的政权),反而使行动党在宗教阴影中失掉林吉祥与卡巴行(双双在国会落选)两尊大炮。而国民公正党也只是取得立足点。

当2004年大选时,3个党各自为政,不再联手出击,自然使到公正党只硕果仅存一个国席。

如果不是安华出狱后在2008年领导反对党异军突起,那是没有所谓两线制的。既然它是个意外的产品和收获,能否茁壮成长是个未知数;尤其是这3年来,公正党内叛党事件层出不穷;回教党又不断被巫统召唤,也就使到“两线制”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下充满变数。

无论如何,它是否能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未来的大选结果,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刊登于2011年5月19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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