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时代的结束 （跃马扬鞭）

新加坡于5月7日大选成绩揭晓后带来两个重大的变化，其一是反对党自1965年独立以来，终于冲破执政党的铜墙铁壁，一举拿下阿裕尼集选区，首次在选举中赢得6个国会议席（在过去反对党只有在1991年大选时赢过4个单选区议席，其余的大选多数维持在两席之间，并靠委任的非国会选区议员来维持反对党的局面）。根据新加坡的宪法规定，由于本届反对党只赢得6席，尚有三个受委任空缺来补足9名国会议员。这意味着反对党在国会内已不在寂寞了，反而因为得票率不俗，刺激当任议员更积极和大胆在议会内表达政见。这对渴望新加坡走向民主的选民来说不啻是大好消息。

其二是李光耀与吴作栋于5月14日联袂宣布不再入阁，放手让李显龙自行组成一个没有他们在内的内阁。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和改变，因为自从李光耀于1954年组织人民行动党，并在1959年在新加坡上台执政以来，他就不曾离开内阁。

先是在1959年到1990年担任总理长达31年（间中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后是从1991年到2011年5月20日止担任内阁资政长达20年。因此从时间来算，有51年的长时间是李光耀在影响新加坡的施政和发展，更对政治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今经过新一代的选民作出精明的投票后，李光耀不得不考虑他在下来的日子所应扮演的角色。
这就是说，促使李光耀做出改变的主要原因是新一代的选民对家长式的指导民主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过去为了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独立的新加坡一切得以从头来过，也就需要一个守纪律和听从领导的民意来追求一个未可探知的未来），新加坡人民可以将国家的发展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么到了21世纪，新加坡已在各方面上了轨道，而且已被列为先进国的水平，人民自然对民主与自由的崇尚越来越浓。

在这方面，李光耀的思想也就与年轻的一代有了隔阂和距离。例如李显龙总理这样说：“李光耀的强硬领导风格未必是新一代新加坡人所能接受。这是个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别，也就是内阁资政与他的团队，我和我的团队，以及你父母和你之间不同世代的分别。”

李显龙这席话很坦白和客观地剖释两代之间存在的代沟。例如李光耀在投票前向阿裕尼区的选民发出强烈的讯号：如果选了反对党，选民将会后悔5年。无形中激发了选民展示他们的“不听话”的心态。

李显龙则为此缓解情绪；而与此同时，他还在投票日前4天放下身段，诚恳地表示歉意，如果他的政府曾犯下过错，以便他的团队可以纠正错误（所谓过失是指恐怖份子逃马外逃出拘留所及商业区乌节路发生水灾而处理失当的事件）。

由此可见，李显龙不再认同过去父辈的强硬治国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反之应该抓住现代人的心态，与他们共呼吸，再也不能采用昔日把政治斗争划上亲共与非共的生死之战的两个阵营。

无可否认的，李光耀当政的年代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从他的两本回忆录中让我们窥见他的强硬手腕，及后又陆续出版的《白衣人》、《李光耀的新加坡生存硬道理》、《李光耀对话录》及《李光耀语录集》也让人感受到新加坡的舞台中心仍然是李光耀在扮演核心的角色，于是有了所谓新加坡有3个在出主意的领导人（即李光耀、吴作栋与李显龙）。新加坡大学助理教授黄奕鹏继说，每个国家应该只有一位总理。

这也似乎是另一个原因导致李光耀及吴作栋决定不再留在内阁内。

其实李光耀（87岁）及吴作栋（69岁）不入阁而只接受担任顾问职及荣誉国务资政与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两码事。换句话说，在记取李光耀的建国功绩之余，也要分“历史上的李光耀”和“现实中的李光耀”。

一路来李光耀把这两个角色二合为一，也就让人感觉到他是退而未休的，讲话仍然掷地有声，而且是单刀直入的。例如在2009年时，李光耀虽然与中国关系密切，但他却在美国这样说：“美国如果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可能失去全球领导地位”。此话一出，也激怒了中国人民。

如今李显龙的内阁在李光耀的“急流勇退”下，把李光耀提升到“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而在“现实地位”中，李光耀则是一位长者。在一分为二下，李光耀的形象就会更加清晰而不再使人混淆不清了。

也许蒋介石之后的蒋经国的改革与民主取向是新加坡值得参考的模式之一。

刊登于2011年5月23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