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党寻找来时路？（直挂云帆）

回教党在本届大会选出的新领导层是深具转型的意味，虽然一时之间看不出有大改变，但肯定的是，回教党的中央代表们已预见党必须与时俱进。

其中最明显的是，在署理主席的三角战中，原不甚被看好的莫哈末沙布（Mohd. Sabu）脱颖而出（420票），以21张多数票击败对手端依布拉欣（Tuan Ibrahim Tuan Man）（399票）（宗教司，原为党副主席），而原任者纳沙鲁丁（Nasharuddin Mat Isa）殿后（224票）。这在外界看来是“爆冷”的成绩也显示了回教党正在转变中，因为莫哈末沙布的崛起预示着回教党似乎在寻找布哈鲁丁的心路历程。

这个历史的线索是这样牵动的：当1951年宗教学者从巫统分裂出来成立回教党时，这个政党是不成形的，规模很小，活动范围在威省的北海，后来以甲抛峇底为基地。即使回教党在1955年参加独立前的普选而意外地赢得1席（联盟赢得51席，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全军覆没），也证明不了回教党的茁壮。直到1956年回教党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精英布哈鲁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担任主席后，这个党才开始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大本营也移向东海岸。

布哈鲁丁具有左派及反殖思想，在1945年战后参与领导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但在1950年被英军事政府查封，指它被共党渗透。

1955年，布哈鲁丁应布斯达曼之请，联合创组左翼的人民党。翌年，布哈鲁丁脱离人民党，因他要领导回教党。他当时这样说，身为民族主义者，只要这个政党是反殖和支持独立的，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参与斗争。

不过，在当时回教党内有一位政治明星涌现，他就是毕业自开罗大学的学者朱基菲（Ustaz Zulkiflee bin Mohammad）。他曾在独立前合创回教学院（回教大学的前身），有强烈的宗教思维。1956年他参与回教党的党选，与布哈鲁丁争夺主席职，结果败下阵来，但被选为副主席（相等于后来的署理主席），成了布哈鲁丁的助手。1959年他再次挑战主席职，又以微差票失败。虽然如此，这位宗教学者在1959年及1964年的大选成功地在吉兰丹中选国会议员。不幸的，甫再蝉联国会议员，他因车祸与夫人双双丧命（1964年5月）。

布哈鲁丁则是从1956年领导回教党直到1965年被捕（政府指他联同社阵领袖依萨及前农长阿都亚兹企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翌年虽被释放，但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1969年10月逝世，结束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曾在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但1964年因失资格未能参加大选。

从这样看来，布哈鲁丁与朱基菲虽然有不同的政见，但他们对回教党与社阵的默契和倾向印尼的苏卡诺政府没有异议。不过在党内，朱基菲的学者加宗教的形象更胜布哈鲁丁，并在后来成为回教党的“一盏指路明灯”。

意想不到的是，继布哈鲁丁及朱基菲之后，回教党的大权落在阿斯里（Mohd. Asri bin Hj. Muda）手里。他成了党的代主席，并领导党参加1969年的大选，但他不是其中一人的追随者，只能被视为因势利导下出现的民族主义者。

这一年的大选联盟蒙受挫折，又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后，联盟政权转移给崛起的敦拉萨，他收编了回教党参加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纳入国阵大家庭中。回教党也获得两名内阁成员，踌躇满志的阿斯里在出任中央部长后迷失了方向，更在1974年大选后发生回教党吉兰丹州政府的分裂，终于酿成冲突悲剧，导致中央接管州政权，1977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

1978年的吉兰丹闪电州选，是回教党噩梦的开始，不但失去吉兰丹州政权（只剩两名州议员），也在同年较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遭遇挫折，只剩下6个国会议席。

正由于阿斯里把回教党弄得内乱不断和“乱七八糟”，一个新的领导层乃在1983年出现，取代了阿斯里的地位，企图拨乱反正。这位领导人不是宗教司，而是一位有名望的槟城人尤索拉哇（Yusof Rawa）（他就是今日回教党中委姆加希尤索夫国会议员（Muja hid Yusof Rawa）的父亲）。因为声望远不及马哈迪，因此他在1986年领导回教党参加大选，并单挑马哈迪选区时，回教党似乎已是强弩之末，不仅他本身失败，而且回教党也只剩下一名国会议员。至此，回教党的未来已敲起警钟。

由于领军失利，加上健康退化，尤索拉哇在1989年让出领导权，身为署理主席的法兹诺（Fadzil Mohd Noor）被扶正。这时的回教党时来运转，在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终于拿回失去12年的吉兰丹州政权。

但真正让回教党扬眉吐气的是1999年的大选。在安华效应下，法兹诺以学者加宗教师形象领导回教党突围而出，赢得27个国席和多拿下一个州政权（即登嘉楼）。至此回教党的铁三角终告浮现—法兹诺、哈迪阿旺（署理主席兼登州务大臣）及聂亚兹（回教党元老兼丹州大臣）。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且听当时的回教党总秘书纳沙鲁丁（Nasharudin Mat Isa）怎样形容再生的回教党。他说，回教党的设计师朱基菲教授对回教党的回教观的阐述是依据回教党的党章的。他要求每一个回教徒须遵从先知的教导。

在纳沙鲁丁的眼中，朱基菲（1964年车祸逝世，若他未遇车祸，继巴哈鲁丁之后，应是他担任党主席）是比巴哈鲁丁更出色，也是回教党的灵魂人物。他说，朱基菲是最特出的回教学者之一，亦是回教党的设计师。这是纳沙鲁丁于2000年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亚洲政党国际研讨会上的专题演说，显现了他准备向朱基菲学习而成为二合为一的形象人物（他本身原是国民大学的讲师），因此他在2005年在未受党主席哈迪阿旺祝福下当选署理主席，从此一帆风顺，杀退了宗教司和改革开明派的挑战，一连三届蝉联第二把交椅。他似乎有意把回教党纳入朱基菲的路线。

可惜的是纳沙鲁丁的形象未能像朱基菲那样深入基层，以致他当不成朱基菲第二。

虽然哈迪阿旺比纳沙鲁丁更具宗教司的形象，但以哈迪阿旺的背景来看，他和法兹诺及聂阿兹同是埃及阿扎哈大学的毕业生，有很深的宗教素养。而前两者连同莫哈末沙布是在1977年回教党陷入低潮时加入的。他们在未加入回教党之前是安华领导的回教青年复兴组织（Abim）的成员和干部（1974年）。这个背景是纳沙鲁丁所没有的。后来安华加入了巫统，而他们则归属回教党，彼此之间因政见的不同曾疏远了关系和往来。

即使安华在巫统地位不断上升，也没有影响到回教党新一代在时代的召唤下不断成长；尤其是当安华在1998年跌马后，他又重新与回教党新领导人再续前缘。果然安华的效应造就了新一代的回教党在1999年的大选大放异彩。

可是回教党的辉煌胜利（拥有27名国会议员，法兹诺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及拿下丹登两州的州政权）被回教党内的一些领导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果，也归为宗教斗争的一大胜利，并不全然是安华因素。因此朝向“回教国”的目标不断地与巫统较量。

纳沙鲁丁的崛起也成为这个时期回教党方向的新解读，但在2008年大选后，回教党才真正领悟到安华的魅力（因为回教党在2004年的大选不再与反对党合作，结果被打回原形，除失掉登州政权外，国会议员只剩下7名）。换句话说，回教党除丹州政权外，又取得吉打州执政权，在雪吡也大有斩获，而国会议员又回升到24名。这说明了回教党若执著于宗教理念的斗争，将无法跨入城市，反之调低宗教课题，转打福利国牌便能争取到非回教徒的支持。

今天回教党选出一个开明派占上风的领导层，又接纳具有左倾思想的莫哈末沙布成为第二号人物，显示基层希望回教党不要再故步自封。他们看来不接受纳沙鲁丁的模棱两可的游离在国阵和民联间，而是希望选出一个以开明派为主导的中和性的领导层，希望一个亲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派的形象能在回教党成为主流。

这正如哈迪阿旺所说是选举的团队，而将来的主席不一定来自宗教司，就不知莫哈末沙布会不会成为巴哈鲁丁第二呢？

刊登于2011年6月9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