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与建党九十 （直挂云帆）

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及海外华人都在此伏彼起的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年；台湾在赶庆辛亥百年之际，也不忘庆祝民国百年。也就在这一年，中共又迎来了建党90周年。这意味着辛亥革命与中共的创立也不过隔了10年的光景，而这10年的历程，竟是中国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篇章。 虽然中国的巨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日本的侵略（从1931年“九一八”侵占东北三省开始到1945年战败投降）而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与反抗精神，但近代史上最先刺激中国人民起来反抗的则因英国人在1840年挑起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中国失去了香港（1842年清廷签署《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予英国），也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港口的开放也使到中国的海关失去自主权。于是在11年后也就是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领导了农民掀起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一场使用上帝会名义的革命，就是借西方的基督之名向保守与反动的清廷开战，也带有反殖民主义的取向。 虽然太平天国曾轰轰烈烈地占领南京，建立起与清廷分庭抗礼的政权维持不久（1868年失败），但在60年后，也即是1911年，自命为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领导了一场埋葬封建王朝的革命，那就是伟大和深具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 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路线发展，而是其果实被袁世凯剽窃了。更在其后出现了军阀割据的乱局。这是孙中山始料未及的后果。但也因此有了他的第二次革命（1913年），向袁世凯及军阀宣战。 姑不论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将中国导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单就其政治意义而言，它是较之太平天国更澈底、更旗帜明显的革命，对消灭二千年的帝王制度是功在春秋的，但即使孙中山在后来又回到广州建立其革命根据地出任大元帅（1920年），而有了北伐收服军阀的行动（1921年），他的影响力也因中国的乱局而褪色了。最明显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西方列强未重视中国的主权，准备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省胶州及青岛的权益归给日本而引发的。它不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也不是辛亥革命直接带来的第二波革命浪潮。 正由于“五四”运动较辛亥革命更明确地推出新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就引入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苏联也刚好在1917年爆发了10月革命，由列宁领导的苏共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进一步激发中国的知识份子不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依归，而直接向马克思取经了。 因此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它就完全不属于辛亥革命的范畴，不属于孙中山的理念，更不是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而是一面倒向苏联的路线。 这个政党成立之初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来自8个地区的12人参加。他们代表了不足50名党员；后来仅剩毛泽东及董必武是留下来并成为一方领袖的大人物，其他的发起人不是引退就是变节。在初时，孙中山并不同意中共的成立，虽然他在1920年邀请陈独秀（中共主要发起人）出任广州教育厅长，但后来形势所迫，在倍感压力与孤立下，孙中山不得不寻求与中共的合作，以巩固他的政治地位。1924年，孙中山成功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奠下国共合作的基石。 在这方面，中共当只是担任配角，派出的5位代表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是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和谭平山。这之中孙中山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就是将其“三民主义”加入了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的指导思想。这样一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在后期变成社会主义的遗产（毛泽东在后来就将1924年以后的三民主义称为新三民主义，而这之前的是旧三民主义）。 当1925年孙中山病逝及1927年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大权展开清洗共产党人后，国共合作荡然无存。从那一刻起，中共在血泊中又重新凝集而有了井冈山的毛朱部队的会帅。再从井冈山到后来在江西及福建一带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1931年）都显示出中共与国民党已形成两股势不两立的政治势力。 较后中共的苏维埃根据地被围剿而在1934年有了举世闻名的红军撤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经过一年有余的辗转，毛泽东终于在延安（1935年）建立第二个根据地。 经过14年的较量（顺带一提的是间中因联合抗日而在1937-1945年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第二次世界战后，最终赢得了政权，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意味着毛泽东的红色政权是用无数的鲜血换来的胜利，是不允许也不应该变质的。于是在“山河一片红”的感召下，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发起运动，以确保中共的领导地位不受挑战和不受质疑。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三合为一的“三面红旗”的波澜壮阔运动，形成一个政治斗争，其目的就是防止苏联的修正主义思想腐蚀中共的一党专政。 由于“三面红旗”的斗争方向是要建立一个“永不变色”的红色政权，因此它在60年转入了另一个激进路线而爆发了备受争议和批判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场历时十年（1966-1976）的“文革”被形容为十年浩劫，也在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被一网成擒后划上句号。 随着邓小平在1978年的重新复出，他用“改革开放”四个字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文革”被终止了，阶级斗争不再被提倡，换来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不论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即是好猫”的思想引导下，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引进了西方的经济体系和管理制度；当然也面对西方的民主价值观的冲击和修正主义的波及。 因为民主与人权的思想跟着市场经济的一片大好，在中国形成一股潮流，以致在有意和无意下冲撞了中共的政治体制。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观望中国的政改；尤其是中国在21世纪已告崛起后，它已不能回避严重的贪污滥权的腐败事件在蚕食共和国的体制。因此近年来中国不得不借助建党90年之际，从重庆开始卷起红潮来回应诸多的挑战和告诉世人：中国对付和消除贪污除用重典外，也需要从政治教育着手。因此让人民回顾红色文化的年代，可以唤起他们的良心而“消灭灵魂深处的贪婪”。同时这样的追忆红色文化，也可让人民回想起红色政权得来不易，岂可因西方的民主和多党制的鼓吹而改变了中国的政体？ 一部“建党伟业”的影片摄制正是表达了“创业艰辛”而“守成不易”的历程，在提醒人民不要忘记党是指路明灯时，也希望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的年代得到重视和强化党的领导。这或者是90年党庆宣示出来的讯息。 刊登于2011年6月3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