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现红色经典 （现代春秋）

配合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一片红潮在中国兴起。首先是重庆开展了红色文化和艺术，用以唤醒人民回顾昔日红色年代的“大公无私”与“破私立公”的思想是防止乃至杜绝贪婪的最有效武器。薄熙来在过去两年多以来，在重庆对打黑扫黄是出了名的。他的目的就是在此关键时刻用红色来反黄，用红色来抗黑是情非得已的手段。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物质第一的思想冲击下，已逐渐地放松警惕，不再强调与重视精神文明，甚至在有意无意间污染了精神文明，丧失了红色政权曾有效地抵御“糖衣炮弹”，转而向金钱、美女和权力追逐，把原来的社会主义教育抛在九霄云外，什么“为人民服务”、“唯有牺牲多壮志”已成了陶醉在纸醉金迷的“新一代”的嘲笑语言。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确实带来社会的大进步，让中国与世界接轨，更是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高成就，进而有了中国在2003年走向“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身为党员已不再是清廉的代名词，一些人受到了金钱的迷惑而丧失了理智，更是作奸犯科或监守自盗或面不改色地私吞公款，远走海外。凡此种种，在改革开放的30年来，给中国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同时也让人感觉到绝对的权力带来的绝对的腐化与贪婪。 即便中国政府用严刑重典，包括死刑来处罚犯罪贪污份子，但总是无法根绝，反而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趋势。所有这些的犯罪活动都是借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向自由市场之名或明或暗的掠夺国家财富。如果中国政府不在这方面下苦功或用奇招制胜，恐怕黑色文化要淹没红色文化了。 根据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述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外逃资金共1913.57亿美元（1.5万亿人民币）。而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15日公布的《腐败份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说，2008年6月之前外逃干部16000至18000人，盗走款项达800亿人民币。还有在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仪”研讨会上揭露，单就2004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4090亿人民币至6830亿人民币。如果连同犯案的人数与额数，则是多到惊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引进“资本主义”模式也带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见多不怪的贪污案。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政府除了加强法律制裁外，也只有靠思想教育了。但因为过去30年，大官小官忙于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好转，甚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忽略了党的思想工作，包括本身也堕落其中；尤其是中国进入90年代后，老百姓也好，官员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什么保护红色政权，什么红色政权不能变质，也不再是放在第一位的任务了。这对毛泽东打下来的江山，不啻是极大的讽刺。 姑不论后来人是否认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或阶级斗争论，至少在打天下和建国的过程中，在思想改造上他是做到了人不贪不抢不骗不拐的境地，若有也是少数案例。 由于毛泽东的至高权威和党的铁纪律，许多人不敢在党面前耍阴谋；尤其是党不断地大搞运动，更是使人民的注意力放在革命上，未有时间思及敛财与享乐。例如1955年推行农村合作社运动而在1956年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以提早和超额完成五年发展计划。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感觉到苏联克鲁齐夫对斯太林的全面批判不对劲，乃在中国开展反右运动（1957年），以防止知识份子向苏联的道路滑下去。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大跃进政策，以和原先提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被称为总路线）相配合，加上农村合作社的扩大成为人民公社，形成了“三面红旗”。它的目的是反对和阻止中国走苏联式的修正主义。 虽然在60年代初期因天然灾害放缓了大跃进的步伐，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抓思想教育和斗争。也因为毛泽东一直担心修正主义在中国抬头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也就在1966年出现了激进的文化大革命。从一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则是对人类思想和灵魂的大洗礼，让人民不敢在文革面前徇私枉法，而是战战兢兢生怕作错事。可惜文革的被滥用和手段过于偏激，在整体上破坏多过建设，也就不受人民欢迎。当1976年文革结束后，人民一片欢呼，因为他们不堪人性被践踏。 但是当1978年邓小平复出和1980年推动改革开放后，人性又在物质面前慢慢起了变化。姑且举两个例子来比较：①1980年我首次踏进中国参加广州交易会，在交易馆内谈业务时，因大意把手提包置在桌上而自行离去，直到半小时后，在另外的展摊内突然发现手提包不见了，内中有护照和4000美元，急奔回去，蓦然发现有一位站岗的少女坐在那里守候一个手提包。原来是主管派她守住我的钱包。对证之下，我取回钱包，对少女及主管人感谢不已。也在后来买了小礼物送她，以示谢意。我提起一件千真万确的往事是要说明80年代的工作人员思想与作风是朴素与正派的，不会贪你的钱。这使我想起在1971年随东姑拉沙里访华的马华联商会会长庄汉良在访问归来说的话：“中国真是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 90年代，中国有了进步，我们与交易会周围的人换人民币（价格较高），往往受骗，而有的团伙声东击西，偷了你的钱包虽在事后发现，但已追不回了。印象较深刻的是连德士司机的驾坐也用铁栏围住。问他们为什么，说是防止打抢，还有家家户户的窗门都上铁窗铁门，因为盗贼多了起来。由此来联想人性的堕落，也就不难明白为何贪污案层出不穷。 也许政府在苦无对策下，不得不用红色经典再教育人民，毕竟在毛泽东的年代，红色代表了激进、廉洁与正直。为什么21世纪的今天不能让人性回到从前呢？但这也只是一个尝试，尚未知其效果呢！ 刊登于2011年7月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