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调不客观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默迪卡民调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马来西亚回教青年价值观趋向保守，有超过七成以上的青年人认同可兰经取代联邦宪法。这是民调中心与德国两个机构对回教青年进行一项题为“东南亚回教徒价值观”的调查结果。不过，在1300名的印尼回青的调访中则出现不同的结果，有高达八成的青年反对用可兰经取代印尼宪法。

根据民调中心总监伊布拉欣苏菲安在7月12日发布的消息指称马来西亚的回教青年大体上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和追求民主价值的同时，也认同“宗教权威”的意识形态。他担心在长远上会对政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换句话说，未来或有更多宗教元素渗透到政治生活中。

我对这样的调查“结果”表示关注的同时，也质疑其客观性。我们不争议有存在一些人对宗教主义的执著，也将之与政治相提并论，更有人将宗教引入政治；但我们不认同马来西亚的青年与印尼的青年对“宗教治国”出现两极的态度。毕竟马来西亚在很多方面已吸收了西方的文明与文化价值，也了解到政权分离的重要性。因此绝大多数是以开明的态度将宗教与政治一分为二的。

例如马来亚在独立前，回教党是缺乏政治势力的；而马来人的政治功能都寄托在巫统身上；也就是说，巫统成了马来人的“政治权威”机构。

虽然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的1959年的大选，回教党在选举中崛起成为东海岸的大赢家（指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两州），但在布哈鲁丁领导下，回教党并没有走宗教至上的路线，反而与其他反对党（主要是社阵）达成默契，鼓吹民族主义路线。这意味着，回教党并没有本末倒置其政党定位。

1971年，年轻的安华依布拉欣领导“回教青年运动”（Abim），先后吸引了5万名的会员，一时风光无两。根据已故作家沙农阿末在1999年接受笔者的访问时坦承，在安华呼风唤雨的年代（从70年到90年代），回教党是靠边站的，无法与安华争取年轻马来人的加入，因为安华的魅力也成了年轻人的偶像。1981年，这股力量被上任首相的马哈迪收编。从此马哈迪与安华在80年代迄至90年代组成了“最佳拍档”。国家行政的回教化和注入回教价值也成为一个时尚。但不论他们如何在政治上引入回教的元素，马来西亚始终维持原来的政体，以宪法作为最高律法。即使是历届的最高法院院长也诠释马来西亚的宪法是为世俗版本的。

唯有来到1998年安华与马哈迪决裂后，整个政局才为之一变，一边是回教党在1999年涌现成为最大的反对党，构成对巫统的新威胁；另一边是巫统为抗拒回教党的势力过度膨胀，也出现马哈迪与法兹诺及哈迪阿旺（回教党的领袖）的斗法，在回教国课题上争议不休和不遑多让。

但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被打回原形后，它才领悟到与安华的公正党重新合作的重要性，也从中认识到与其打宗教牌，不如打福利牌更加务实与符合多元社会。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再创奇迹。

意想不到的是在308之后的回教党又与行动党重新携手；而它在近年来的表现也倾向土耳其路线（政教分家），成为所谓马来西亚的“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理的名字）派在党内占上风，并通过党主席哈迪阿旺重申继续打福利国牌。

与此同时，回教党也一改其昔日的保守与浓厚宗教的观念，在过去的十多场补选中一一展现出来。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回教党人与行动党人竟然能在补选（尤其是吡峇都干东的补选战中让尼查脱颖而出）的时日，互穿党服、互戴党帽和互摇党旗，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既然回教党也已调低了宗教主义，并和巫统争夺政治资源，则黄家泉指责回教党要对回教青年趋向保守的宗教思想负起责任是不客观也是不公允的。再说，回教青年走向保守之说也是值得争议的；尤其是回教党不久前被巫统党人形容为“巫统化”时，黄家泉可有什么感想？因此与其以政治立场一味怪罪回教党，不如一起来否定或化解民调中心的“负面结论”来得更为实际。

在这方面，我们有注意到吉打州政府准备在斋戒月禁止娱乐场所营业一个月的措施是不符多元社会，也是对其他种族不公平的。虽然说此法令在国阵时期已生效14年，但国阵执政时没有引用，为何回教党州政府要自我设限和自我设陷呢？看来民联有必要检讨并放弃实施这样的条文，勿因此事而给回教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是得不偿失的。

刊登于2011年7月18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