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政治走向霸权政治—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三）（直挂云帆）

“513”之后种族政治已成为一个导向，当来到80年代马哈迪上台时，它又晋入另一个新阶段，除了种族政治成为一种论述外，政治霸权或一党独大的模式被进一步肯定，这就是马哈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政治生态”。
马哈迪出任首相总共22年（1981-2003年），是在位最久的掌权人，也是国家政治路线图被最大改动的时期。因此回顾他的从政纪录是必要的，以便了解他为何能一手撑起一片天。
在1964年时，在1925年出生的马哈迪医生正处风华正茂的39岁，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虽然他早在巫统成立的年代（1946年）已是党员，但他早年并不热衷政治。
1969年马来西亚政府陷入政治漩涡时，马哈迪竟在大选中落选，具有叛逆性格的他，直斥东姑首相领导无方，导致联盟差点失掉政权。
虽然东姑通过巫统将马哈迪开除出党，但后者持续挑战东姑的权威，并出版《马来人的困境》一书来力证东姑当政12年并没有改善马来人的落后，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东姑接班人敦拉萨的身上。
1971年敦拉萨在出任首相未及一年后，便让马哈迪“英雄式”的回返巫统，协助前者推动“新经济政策”。马哈迪的理念也得以贯彻其中（《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也就成为马哈迪东山再起的代表作），更在1974年大选后，被委为教育部长重任。

从此马哈迪在政坛平步青云，而在1981年成为第三任首相胡申翁的接班人，正式启开马哈迪呼风唤雨的年代。

以下是马哈迪塑造的强势政治领导：
（一） 虽是第四任首相，但却是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领导人，前三位不是王族便是贵族当家（他在《医生当家》的回忆录中自揭这一段历程）。因此在他之后的接班人也不以贵族或望族为最先考量，而是起用与他同样出身的平民。先是慕沙希淡，后是嘉化峇峇，下来是安华及最后是阿都拉。这也是为什么身为王族的东姑拉沙里一直未能成为他的接班人的原因之一。因为马哈迪要颠覆和改变传统，让政治“平民化”的同时，又能让平凡的人成为叱咤风云的人，而他印证了这一点。

（二） 正因为他的独排众异，在1981年引进安华而甘冒得罪元老之大不韪，是为了将巫统转型。一方面借助安华的回教青年运动（Abim）将国家的行政注入回教价值和文化；另一方面又以群众大会的形式到处开讲，而成功地修宪和限制王权。

（三） 马哈迪不仅打散了华基政党的整合，也使到它们忙于为华社请命（包括相互提防与内斗），无暇用多元种族理念来取代种族政治。1982年的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成为华社的一个空想。最终反而被马哈迪改变了所有成员党的政治命运（在国阵内的安分守己）。

（四） 1987年巫统党争在东姑拉沙里失败后，马来人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方是以马哈迪为首的“当权派”；另一方面是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挑战派”。在后者党选失败于1989年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且在1990年的大选争夺领导权又告失手后，马哈迪已不容许马来人政治进一步被分解和分裂，因此有了引发争议的独断行为，包括法院院长及大法官被革职，突显了马哈迪一党独大的治国模式。

（五） 因为沙巴执政的团结党在1990年大选时突然倒戈相向支持东姑拉沙里；马哈迪在大选胜利后，来一个秋后算账。先是1993年巫统成功东渡沙巴，继之在1994年的一场内讧中，团结党失去州政权。接着在2004年大选后，终止首席部长轮任制，启开巫统当政的年代直到今天。虽然在2001年团结党吃回头草，重入国阵，但拜林也只能屈就第二把交椅，卡达山族的首领也尝到马哈迪一记回马枪的利害，霸权政治也不例外地在沙巴上演。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96年马哈迪收编和解散东姑拉沙里的46党后，也将矛头对准在巫统党内崛起的所谓“宏愿队伍”。这个队伍基本上是安华所领导，后者也有步骤地在党内建立起其势力。“坐亚望冠”的地位使到他成为马哈迪强势领导下的“牺牲者”。

虽然马哈迪以“道德”问题革除安华的党官职，但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也显示了马哈迪在政治斗争中是没有妥协余地，他因而被形容为“霸权政治”的先行者；也把多党制变成典型的一党独大。

（六） 马哈迪的政治哲学中也善于转移视线。例如为使新经济政策继续推行，他在1990年（敦拉萨在1970年时宣布此政策将推行20年）提出了空前的大宏图，矢言要在30年内，也即是2020年达致先进国水平的宏愿。

这如同为全体马来西亚人买下30年的保单，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让所有的马来西亚人能享受30年保单在期满后获得丰硕的回报。由于政治高手的马哈迪将2020年宏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人民瞻望未来时，自然不计较眼前的得失。

在这个过程中，马哈迪希望在30年内出现“马来西亚民族”，而不再以种族作为政治坐标。但事实上，马哈迪在面对安华的挑战下；尤其是1999年的大选巫统蒙受一定的挫折，顿使马哈迪意识到除了打种族牌外，还要打宗教牌。就这样，进入千禧年时，回教党给巫统施加的压力是彼此在回教国的课题上争个不休，这对鼓吹多元种族和谐及多元文化共存及尊重多元宗教信仰自由的马来西亚来说是不健康的趋势，也意味着种族政治又加入了宗教政治。最明显的例子是2002年时，行动党因不能再忍受回教党的政教混合政策而宣布与回教党决裂。

无可否认的，行动党在1999年与回教党及公正党的结盟是弊多于利的；尤其是华裔选民无法消化“三党联盟”的议程。于是林吉祥及卡巴星首次输掉国席，这对行动党而言是政治噩梦的开始，也是致命的打击。

这就是说，在马哈迪主政下的马来西亚，种族政治已在霸权政治下继续延伸，直到2003年马哈迪退休后，整个国家政治已被马哈迪22年的铁腕统治所定型。

也因为这样，在阿都拉接班下，他萧规曹随地继承了马哈迪的霸权政治而在2004年的大选掀起阿都拉旋风，把反对党打得落花流水。

唯有来到2008年的大选，才见反对党创造奇迹，既打破种族政治，也打破了霸权政治，终于出现一个包含各民族在内的“两党制”。这两党制的雏形在308政治海啸后突告涌现，但根基不稳，因为马来西亚在新政治演变下，又出现民间的种族组合，而且向多元社会挑战，也阻止了国家朝向多元政治发展，又是回到过去以种族为基础和导向的斗争，这对塑造一个马来西亚来说也增添了隐忧。

因此，我的结论是：种族性政党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两个结果。其一是迷失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其二是将单元路线“合理化与扩大化”，继续采取故步自封的心态，而无法实现“马来西亚民族”。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的未来还得让人民来判决要怎样的种族整合或永远的种族隔阂，不再对宏愿抱有幻想？

（本文系作者于6月26日应吉隆坡中马钟灵校友会之邀所作的专题演讲的第三部分摘要，也即是最后部分。其讲题是《一个马来西亚下的种族政治》）

刊登于2011年7月2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