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不应为政党站台 （现代春秋）

华团与政党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也不能相提并论，但有时因为人事的关系，出现了华团与政党人事的重叠现象，甚至有时好像是“投桃报李”式的，变成关系暧昧起来。 因为有这层微妙的关系，近日有报章说政党准备拉拢华团领袖参政。在消息未获得证实前，华总会长方天兴在10月8日表态：如果华团人士参政，华总不可能为他们站台，避免华团卷入政治纷争和内部闹分裂。 我们对华总及时的表明立场表示欢迎，因为任何一名华团的领导人若是成为政党的候选人，他的身份就有了改变。换句话说，他成为有政治立场的人，不能再像过去保持所谓的“超然和中立的立场”。因此他的辞卸华团的位置；尤其是重要位置是必要的，不然肯定带来预想不到的后遗症。 不过，我们也发现到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里，有一些华团领袖因为参加的是执政党，在成为候选人后也不必辞职；反正社团内没有这样的“辞职规定”，而是悉听尊便，自然养成在不辞之下参加选举的习惯。一旦中选，或会告别社团往官场发展；一旦落选，继续在社团担任要职也不是大问题。久而久之，它形成一种“准绳”，即参加执政党的享有“豁免”辞职权；而参加反对党的，则要有先见之明。当然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识时务者大有人在。他们选择执政党是求取安稳之道，绝少有社团领袖投向反对党求突破的。大凡在反对党崛起的议员，也多是先名不见经传，到后来才在政坛上冒出名来。 其实，我们也无须讳言，社团转向支持执政党是“买下保险”的。正如在1982年董教总支持一批所谓华教人士参政而选择了民政党。这是因为民政党是执政党的成员，一向以来在政府眼中是“叛逆”的华教团体，如今难得有此转向，也就被破例允许参加执政党的演讲会，并为民政的两位华教候选人郭洙镇与许子根站台。这种站台是倾巢而出的，也没有任何的保留，理由是董教总要取得突破，非得借助政党来“解决”华教问题，因而出现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近乎幻想的口号。这种一厢情愿的不成熟的政治战略终于让董教总尝到了苦头，它既得罪了马华，也开罪了行动党。即使在民政党内也不见得个个振臂欢呼。最低限度，在当时的一些民政领袖和干部看来，这似乎是横空而降的候选人。 虽然在一方面是民政党借助董教总来擦亮其招牌；尤其是经过1978年大选被“七人帮”大伤元气后，及林建寿领导槟州马华在1982年跃跃欲试要夺取槟州首席部长宝座之际，董教总的拔刀相助正是民政所需要的“东风”。但在另一方面，董教总也需要民政的扶持，把董教总的“嫁出去的女儿”带入政坛为华教闯天下。 本来两者的合作是“各取所需”的，讵料后来的“打进国阵”的锣声响不起来，倒是冷嘲热讽的声音传到董教总的耳朵。后来证明了董教总当时的决定是不值得鼓励的，也就有了反思。 虽然大多数人不苟同董教总提出的“三结合”（华团、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结合）理论，更不赞同“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战略。但最低限度，董教总还懂得分辨华团与政党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要推动改革和争取，还得靠政党来牵头，而不是绕过政党自行向政府要求这个和那个或索性一脚踢开政党来一个自我毛遂推荐代表华社来商议。 如果政党在执政党内已不容易争取到所需要的权利和福利，那么华团就能取代政党吗？若是华团可以做到政党做不到的要求（比如争取第二贸工部长），是否意味着华基政党可以解散了？ 当执政集团还是政治挂帅，以巫统一马当先的时刻，任何自我边缘化政党的重要性转而突出个人精英作用的举动都是舍本逐末的，也是本末倒置的。 选举是政党角力的平台，不是让华团取代政党的平台。这两者的本质不同是要弄清楚的，选民有权在选举时对政党及其候选人作出判决。胜利的不一定永远胜利；失败的不一定永远失败，只要有斗志，就有希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两线制，因为两线制可以提供人民作选择。 基于政治与社团所扮演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也是不可能私相授受的，因此凡是要成为政党积极分子乃至参选的华团领袖，请自我辞职，以示对社团负责任。同样的政党也不应利用华团成为站台的工具。社团就是社团；政党就是政党，在法律中已明确它们的不同定位。社团也没有必要使自己倾斜一方。全心全力地支持两线制不是更能突显民主政治的真谛吗？ 刊登于2011年10月17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