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所当然的重蹈覆辙？（跃马扬鞭）

虽然有人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让总稽查司的报告发表和曝光，对国阵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我认为它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总稽查司的报告本来就是报忧不报喜的。如果变成喜事连连，那就显得不寻常了。事实上，综观媒体所抖出来的评述，基本上是有“想当然耳”的结果，只有极小部分让人感觉“怎么会这样”外，整体而言，天并没有塌下来，所以国阵无需彻夜失眠，可以按议程来举行大选。

正因为报告的分析都有其依据，因此在这个时候争议为何公帐会的报告会延迟发表已非关键的课题（问题还是存在的），重要的是每次的报告发表后，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和什么样的惩罚行动？正如前首相马哈迪所质问的：每年（稽查）报告都有指出疏忽与超支，但他们（负责者）就是不长进。他这样说：“这些理财不当的政府机构，几乎每年都没有受到对付，也令他们重蹈覆辙。”

这显然是一语解破我们的疑团与迷思，即使报载从马哈迪主政的1982年开始，总稽查报告年年都先向内阁提呈报告，才交国会辩论，但却依然故我没有改进，令人大惑不解。

尽管反贪污委员会在报告公布后，表示将会采取行动调查36处采购上出现的纰漏，但能否查出什么，以及是否会有下文？也没有人会做出预测。反正大家抱着的心态是一致的，那就是有后续当然最好；没有后续行动也是预料中事。为什么还是像马哈迪所说的，明知年年会出问题，为何有关部门又不补正而再次犯错呢？

这就涉及总稽查司的权限了，他的任务固然是调查所有大小部门的操作和运作；尤其是钱财上的使用，但它并没有司法的权力提出诉讼。比如它将传召7个部门负责人针对报告中的弱点作出解释，一旦解释清楚也就没事了，大可不必耿耿于怀。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总稽查司也有出正面的评价。它说2010年有17个政府部门表现良好，比起2009年的10个大有进步；同时政府机构也有令人鼓舞的表现。2010年有13个机构达到“非常好”的水平，而在2009年只有区区4个。这样的报告，对国阵的杀伤力也就相应减少了。
既然大有进步，那么稽查司公布的有9个政府部门超支达37亿余元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尤其是教育部门超支高达17亿元，相关部门总有很好的理由作出解释，毕竟学生是未来的希望，因此在教育上多做开销也就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例如针对超支情况，反贪污局就即时作出解释，其机构主要是发给54级以下的公务员的年度花红或特别援助金。以此类推，其他部门和机构也会有本身的理由来作解释，我们也不必期望会抖出什么大件事来。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一些不应发生的不规则指责，包括：（一）农业及农基部门辖下的国家养牛机构所进行的2.5亿元的失败计划，这又是为什么？（二）为何在2007年至2010年间，多付4百余万元退休金给退休公务员？（三）19家官联公司（财政部共控制47家）在2009年面对7亿余元的亏损，而需由另28家赚钱的官联公司来填补这个漏洞，政府可有良策改善？（四）还有十分离谱的是，海洋公园局用5万余元买下只值1千9百元的望远镜。令人匪夷所思，谁应负责任？（五）国债从前年的3623亿元提高至4071亿元，增加了12.3%，已是连续两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达到53.1%的水平。这种高比例的情况值得国人注意和严防经济持续恶化。（六）首相署7亿元的扶贫计划逾半失败，导致我国无法在去年底达到零度赤贫，原因在哪里呢？（七）公积金局在2010年批准13项无需担保贷款，高达551亿元。除了一宗符合条件外，其余不符条规，因为没有政府的担保，不知为什么？

虽然总稽查司也以人民利益为重，不忘揭露失策和弊端和大胆鞭策贪腐现象，但只有揭露而没有赏罚分明是远远不足的。正如大马国际透明组织主席利胜权所说的“我们必须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来对付这类舞弊”。他认为政商勾结下国家的政策将沦为“俘虏”。什么时候，总稽查司可以为我们提出一份令人诚心满意又安心的报告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它还缺乏一个有权威的监督机构来防止和杜绝滥权与贪赃枉法的行为，所以我们只有一直等下去。

刊登于2011年10月3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