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也要“五讲四美”（现代春秋）

80年代初，我刚踏入广州大地，中国仍然存有文革留下的深刻痕迹。《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 有一天，我在广州的街道上发现许多标语写着“五讲四美”，当地友人告诉我这是一场净化社会风气的运动。我查问了一下，原来“五讲”代表：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及讲道德。 而“四美”代表：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及环境美。 我为这样的口号和标语而感动。我当时在想，如果人人都秉持“五讲四美”，这个社会肯定会很美丽也很干净的；再延伸下去，如果世界各地都讲究“五讲四美”，则这个世界不是更美吗？还要打什么仗？ 当然这只是我们主观的愿望，也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中国那时正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让“五讲四美”出台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经历文革的“浩劫”后，中国更需要创造一个文明礼貌的社会，这也正好符合毛泽东所说的“打扫好干净家里以迎接客人”。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世界各地的人都拉来中国做生意。这就需要一个美学的社会。 如今考察起来，这个“五讲四美”运动其实是在1981年制定的。它是由共青团、妇女会、学生会、文学艺术会及美学会等九个团体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以便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后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物质成了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反而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到了90年代，一场争论指资本主义的文化“污染”了社会主义的文明倒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但邓小平一句话：不论黑猫或白猫，能抓老鼠即是好猫，也就堵住了“左道中人”反对自由化和引进西方文明。于是乎，一场“姓社”或“姓资”的争论也分不出一个胜负来。最后是以大局为重，定性一切（不论是姓社或姓资）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无所争议了。无可否认的，在这个大框架下，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政策还是被引进而成为所谓“社会主义特色”的东西了。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在千禧年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就造成“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局面。换句话说，在物质的西化和向资本主义看齐下，也免不了“污染”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是否还保有“五讲四美”的格局也已经不重要了，也被许许多多人忘记了。因为人们可以不讲道德，也不重视语言美和心灵之美，也就有许许多多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也在中国发生了。有人说因为中国已资本主义化；也有人说因为中国让精神文明被严重污染，以致人的灵魂深处也起了变化，不再有心灵美了，一切向钱看和向世俗发展。 中国政府也发现到在这些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俗不可耐的文化风气在滋长，如果不及时纠正和制止，恐怕会进一步污染人的心灵。就这样一场所谓“反三俗”的斗争开始了。 所谓的“反三俗”就是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庸俗”（指平庸、低级和不高尚）、“低俗”（与高雅相对来说，是属于俗的初级阶段，即不高级的俗之意）和“媚俗”（指文化和媒体迎合低级趣味，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献媚和崇洋）。 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去年7月向中央政治局发出号召，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和媚俗”，以建立起“新道德运动”。这固然一方面为文化的向下滑落提出警告；而另一方面，则要国人必须恢复孔子儒学所倡导的“以德治国”，不要因利忘义，成为一个低级趣味的人。 毛泽东早年在颂扬白求恩时，就要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话说起来容易，但也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如今胡锦涛一再告诫国人要“反三俗”，就是不要把道德的底线抹掉了。 针对低俗的问题，我在去年10月与黄明志一场对话时说，歌曲的创作和文词可以向优雅发展，不一定要以通俗化为理由而走向低俗。 我的话当然不被接受，因为黄明志认为他不低俗，只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我无意对此争辩下去，这是因人而异的观念和思维。 巧合的是，最近在我们在政坛却又为粗言粗语进行大争论。在不介入双方的争议谁是谁非的大前提下，我要指出的是中华文字有其优美和低俗之处，使用起来也要恰到好处；尤其身为政治人物应比媒体有更大的责任“启迪民智”，他们可以在大庭广众教育和灌输民众掌握比较文雅的字眼，即使骂人也要有艺术，不必脱口而出，把巴刹语言当“美学”来用。 我之所以提及“五讲四美”就是在2008年的大选期间，我们不是看到优美的文句在跳动吗？比如 “改国运，你决定”，它不骂人也确实发挥了四两拨千斤之功力。 我之所以也提及“反三俗”运动也希望政坛也来个大扫除，不要让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摆上桌面。有些话只能在巴刹讲或小声讲；有些话只传神会意开不了口的。还有，不恰当的比喻就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了。 千万记住，从政者在人民之间是起带动和表率作用的，更应该适当地净化和美化通俗的语言。不经过筛选的语言，毕竟是不值得鼓励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