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11

政治也要“五讲四美”(现代春秋)

80年代初,我刚踏入广州大地,中国仍然存有文革留下的深刻痕迹。《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

有一天,我在广州的街道上发现许多标语写着“五讲四美”,当地友人告诉我这是一场净化社会风气的运动。我查问了一下,原来“五讲”代表: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及讲道德。
而“四美”代表: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及环境美。

我为这样的口号和标语而感动。我当时在想,如果人人都秉持“五讲四美”,这个社会肯定会很美丽也很干净的;再延伸下去,如果世界各地都讲究“五讲四美”,则这个世界不是更美吗?还要打什么仗?

当然这只是我们主观的愿望,也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中国那时正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让“五讲四美”出台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经历文革的“浩劫”后,中国更需要创造一个文明礼貌的社会,这也正好符合毛泽东所说的“打扫好干净家里以迎接客人”。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世界各地的人都拉来中国做生意。这就需要一个美学的社会。

如今考察起来,这个“五讲四美”运动其实是在1981年制定的。它是由共青团、妇女会、学生会、文学艺术会及美学会等九个团体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以便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后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物质成了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反而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到了90年代,一场争论指资本主义的文化“污染”了社会主义的文明倒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但邓小平一句话:不论黑猫或白猫,能抓老鼠即是好猫,也就堵住了“左道中人”反对自由化和引进西方文明。于是乎,一场“姓社”或“姓资”的争论也分不出一个胜负来。最后是以大局为重,定性一切(不论是姓社或姓资)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无所争议了。无可否认的,在这个大框架下,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政策还是被引进而成为所谓“社会主义特色”的东西了。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在千禧年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就造成“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局面。换句话说,在物质的西化和向资本主义看齐下,也免不了“污染”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是否还保有“五讲四美”的格局也已经不重要了,也被许许多多人忘记了。因为人们可以不讲道德,也不重视语言美和心灵之美,也就有许许多多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也在中国发生了。有人说因为中国已资本主义化;也有人说因为中国让精神文明被严重污染,以致人的灵魂深处也起了变化,不再有心灵美了,一切向钱看和向世俗发展。

中国政府也发现到在这些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俗不可耐的文化风气在滋长,如果不及时纠正和制止,恐怕会进一步污染人的心灵。就这样一场所谓“反三俗”的斗争开始了。

所谓的“反三俗”就是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庸俗”(指平庸、低级和不高尚)、“低俗”(与高雅相对来说,是属于俗的初级阶段,即不高级的俗之意)和“媚俗”(指文化和媒体迎合低级趣味,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献媚和崇洋)。

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去年7月向中央政治局发出号召,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和媚俗”,以建立起“新道德运动”。这固然一方面为文化的向下滑落提出警告;而另一方面,则要国人必须恢复孔子儒学所倡导的“以德治国”,不要因利忘义,成为一个低级趣味的人。

毛泽东早年在颂扬白求恩时,就要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话说起来容易,但也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如今胡锦涛一再告诫国人要“反三俗”,就是不要把道德的底线抹掉了。

针对低俗的问题,我在去年10月与黄明志一场对话时说,歌曲的创作和文词可以向优雅发展,不一定要以通俗化为理由而走向低俗。

我的话当然不被接受,因为黄明志认为他不低俗,只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我无意对此争辩下去,这是因人而异的观念和思维。

巧合的是,最近在我们在政坛却又为粗言粗语进行大争论。在不介入双方的争议谁是谁非的大前提下,我要指出的是中华文字有其优美和低俗之处,使用起来也要恰到好处;尤其身为政治人物应比媒体有更大的责任“启迪民智”,他们可以在大庭广众教育和灌输民众掌握比较文雅的字眼,即使骂人也要有艺术,不必脱口而出,把巴刹语言当“美学”来用。

我之所以提及“五讲四美”就是在2008年的大选期间,我们不是看到优美的文句在跳动吗?比如 “改国运,你决定”,它不骂人也确实发挥了四两拨千斤之功力。

我之所以也提及“反三俗”运动也希望政坛也来个大扫除,不要让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摆上桌面。有些话只能在巴刹讲或小声讲;有些话只传神会意开不了口的。还有,不恰当的比喻就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了。

千万记住,从政者在人民之间是起带动和表率作用的,更应该适当地净化和美化通俗的语言。不经过筛选的语言,毕竟是不值得鼓励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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