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看待英语教数理 （直挂云帆）

在争议声中，马来西亚政府对英语教数理科有了软着陆的折衷方案，即不再坚持在2012年全面恢复在小学用母语教数理科，而是允许小学继续使用母语和英语教数理科，直到2015年止。换句话说，从2016年开始，各源流小学将全面使用母语教数理。至于中学则可选择用双语教数理科，直到2020年；而从2021年开始，中学将会全面用国语教数理。

由于政府的妥协，使到争取保留现状的家长及政团松一口气。姑不论这是否与大选即将来临有关，我们认为这项“回到从前”的决策仍有需要从长计议再行斟酌，因为前首相马哈迪在2003年锐意推行的英化数理科的决策是值得重视与消化的，而不是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并将之否定。
在这方面，分析马哈迪从政以来的施政与其教育政策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这得从他在1974年大选后被委为教育部长说起。他因大力支持敦拉萨取代东姑（1971年），而在同年被敦拉萨迎回巫统（他在1969年“513”后被东姑开除党籍）。

1975年，以教育部长的身份，马哈迪将所有的英文小学改制为国民小学。这意味着，多年以来一直存在和发展的英小不见了，改成用马来文为媒介语的国民小学（根据1968年的统计，全国有1435间政府资助的英文小学）。由于政策的改变，促使许多“英文至上”的华裔家长逐渐地将他们的子女送进华文小学，以致华小的学生从1970年的43万余名激增至1978年的57万余名。这是因为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可在华小接受三语教育，包括对英文的学习，也就不再对华小“抱有成见”。时至今日，在3百余万名小学生中，华校生占了60余万名，相等于学生总数的20%。如果以马来西亚的华裔人口有24%来推算，则有超过90%的华裔家长已将其子女送进国内的1291间的华小受教育。若是根据教总公布的数字显示，全国有527间微型华小，而从1968年到2008年的40年内，华小生增加了20余万名，造成大城市内有的华小有学生爆满之患。换言之，只有700间的华小是正常地发展来招收新生。

这种参差不齐的状况，也包括了有些华小所招收的友族学生已超过华裔学生。虽然70年代中期后，华小几乎成为所有华裔家长的首选，但马哈迪并不为此担心，因为他在国民中学及国民型中学推展的国语教学显得相当成功，所有参加SPM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以良好的马来文程度进行考试。尤其重要的是，家长还是把孩子送进国民型中学，而不是独立中学。例如在2005年槟州教育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0所国民型中学只占109间政府中学的10%，但入读的学生高达2万余名，约占全槟中学生总数的20%。至于五间的独立中学，则未见有数字提供。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北马就未听闻家长要增建独中，反而不断要求增建国民型中学（尽管在后期已没有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之分）。当北海有了钟灵中学后，又有了菩提中学搬校的大动作，现在则是日新国中也提出要建分校了。

如果我们将槟州的华小生作一分析的话，不难发现每年约一万名的小六毕业生的去向，其中有4000名进入国民型中学，另外不到500名进入独立中学，剩下的55%或说5500名毕业生不是进入国民中学就是有部分辍学了。

我们提出这个数字旨在说明，即使独中提供三语教育，其吸引力远不及推行国语教学的国民型中学。在家长看来国民型中学有其应变能力，也保住了华校的特征。独中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国语政策而占有优势，因此以为政府又将数理科改回国语教学势将刺激独中生源增加是一厢情愿的论调，不具实质意义。

事实上，马哈迪也洞悉他在推行国化教育的30年来，出现了纰漏，即在强调单元教育的同时，逐渐地忽视了数理科教育对国人思想启发与才华发掘的重要性；甚至也在有意无意间，使到宗教教育成为一个新导向；尤其是在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催生了宗教的力量与教育相辅相成。
就在马哈迪行将退休的那一年，他义无反顾地将教育政策来一个大转变，虽然被人认为是出于“心血来潮”的举措，但深入考察也看到他的某种程度的良苦用心和对下一代前途的思索。其一，他既已要退休，也就不会带有政治议程，而是希望国家的多元社会不会继续偏向单一语文发展。其二，他一向以来被视为民族主义的份子；甚至有时被视为民粹主义者，对马来文的推动和对回教价值的推广，他是不遗余力的。如今由他亲自领导改革，没有人可以形容他“背叛“了国语政策。其三，马哈迪强调推动英语教导数理是一个进步的措施，与“背叛”民族教育无关。他说：他本身和其他人一样，都一样是民族主义者，甚至早在很多人之前就已经捍卫马来文的使用，但他意识到学习英文的实际好处，因为科学不是一个普通科学，它是一个动态的学科，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原理，除非我们是使用既定的语文来书写，我们才能跟上发展。其四，马哈迪不希望国人因科学的落后而变成“停滞”的一代，他希望一分为二看问题，不要将语文和科学混为一谈。

因此，马哈迪在反对政府否定其政策时，有这样的揶揄一些人的“口是心非”。他说：“你从来不知道呼吁使用马来文来教导数理的人，可能将孩子送到使用英文的学校。”

这是一语道破人的矛盾心态。正如李光耀回忆录中有一段这样说：“担任华校董事的宗乡会馆领袖把孩子送进英校，但他们却劝告其他家长把孩子送进华校”。

虽然两者不属同性质的课题，但同样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与功利主义，对某些关系到自己利益的选择作出“唯心之论”。这是对教育的一大讽刺。

既然马哈迪毫不客气地批评“口不对心”者，也正好说明其8年前的改变是正当的。这就是说，当人们都讲不出英语化数理的坏处时，为什么要开倒车，走回用狭隘的民族意识来堵住教育的开明与开放？。

我们希望政府能看到时代的转变与改变，不能再墨守成规或一成不变，只以单一语文教导所有的科目，即便连中国在今日也重视英文教学的重要性，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与世界脱轨。其实马哈迪的做法是给国民中学及国民型中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不是与时代唱反调；也因为这样，独中还是无法成为国民型的取代品，只能是另类教育的辅助。

总而言之，马哈迪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也值得政府再三思。他说：“我们应该进行一场民意测验，来鉴定富人是不是真的把孩子送进英文教学的学校（应指国际学校或送到外国读书），而穷人则必须把孩子送到政府设立使用马来文教学的学校。”如果不是的话，则给人民提供选择性而不是强制性的教育是值得鼓励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1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