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集会法案评议 （跃马扬鞭）

由首相署部长纳斯里在国会提出的2011年“和平集会法案”受到各方的批评是意料中事，因为这项法案并没有想像中的宽松与大方，而是夹带一些条件，使到申请人不易通关。

虽然法令允许人民在指定地点举行集会，不再需要向警方申请准证，但集会前的30天必须向警方报备，而警方可以设定条件；同时警方有权逮捕任何拒绝遵守法令者，如携带武器或携带儿童出席集会，并可使用合理的强硬手段解散集会。在这方面，政府也有规定某些场合是不能举办集会的，比如医院、机场、交通总站、码头、宗教场所和学校等。同时，只有某些集会无需通知警方，如宗教集会、送殡游行、婚礼、家庭日及年度会议；也只有某些集会儿童是可以参加的，如宗教集会、送殡、习俗集会及部长批准的集会等。

从这边来演绎和平集会法令，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不用准证也可以举行大集会。这与过去的严格限制算是放宽了些许，但它又设下不少的限制，也就给申请人增加一定程度的困扰。

此外，政府仍然禁止街头示威和游行。这就是说，政府的放松是针对大集会而言，而街头游行仍然是被禁止的。这不期然地让人感觉到并没有实质上的改革。

在过去，虽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也可以进行和平而非武装的集会，但是长久以来，我国的警察法令也规定超过5人的集会可以被视为是需要申请的，这项条文在我国独立前已经存在。当然它不是指少数人的集会就是犯法，而是政府为阻止人民利用“结社”的自由而掀起反政府集会和游行，也就对具有政治性质的集会给予十分的关注。

虽然三申五令，在70年代之前，左翼政团是不理禁令的，它们仍然此落彼起地举行示威游行，也一度使到警方对左翼政党的活动进行打压，一有风吹草动，就如临大敌在街头巷尾布阵，制止和解散示威，并采取逮捕行动已成为那个年代的标记。因为左道中人将示威游行视为政治斗争的战略，一有必要就群起而讨伐之。例如在1965年，社阵党人为抗议联盟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而展开示威游行；又例如1967年为抗议旧币（英女皇肖像之钞票）贬值近15%而由劳工党人发动示威及大罢市，也震撼了全国。当然最具规模的变相示威游行是在1969年“513”前夕在首都举行的劳工党人林顺成的出殡阵势。

转入70年代之后，左翼政党已因各种原由化整为零，不再兴街头斗争，也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第三势力的政团。这包括行动党、民政党在1969年的大选成为政治的造王者。但这两个政党基本上是不鼓励街头游行的，除开成绩揭晓当天的庆祝游行外。

反而在70年代马来社会涌现新的斗争浪潮，街头示威成了马来大学生的时尚，更塑造了一个政治偶像立足于70年代，他就是今日民联共主安华依不拉欣。

如果不是安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除党官职，马来西亚政坛肯定不会掀起大风大浪。“烈火莫熄”运动也就在安华的号召下，曾出现了10万人的大游行大集会。声势之浩大令人侧目。自此之后，街头斗争比较消沉下来，不过两股势力的斗争方兴未艾。

吊诡的是，在千禧年后的2007年又卷起大集会浪潮，要求改革选举制度。这个被视为没有准证的大集会导致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的发生。在这之后，政府开始领悟示威的威力。

未想转入2011年，又一场709的大规模示威，再次由净选盟领军，开展一场有万人之众的大游行。
这也给纳吉政府一个强烈的启示：严禁不是良策，不如来一个小开放，让人民可以对不满透透气，也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一个值得提倡的做法。

就我们看来，政府的小开放不仅不够大方，而且也不得体。在开放之余又来诸多限制，对民主的推动没有太大的帮助。既然政府已决定废除内安令，为何对集会游行有所担心呢？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民主是要有具体表现的。不单单体现在大选上，而且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取消不必要的繁文缛节的限制是大势所趋。只有这样，马来西亚的民主才能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典范。

刊登于2011年11月28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