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行三）毛泽东在窑洞打天下 （直挂云帆）

如果说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阙千古绝唱的史诗，那么延安就是中共一统中华的革命神话。前者是为求生存而被逼走出了一条血的道路；后者则是为求安身立命而不期然地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因此长征是井冈山的延续，而延安则是长征的延续。当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吴起镇前，延安一带已存在了红军游击队。根据历史纪录，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1931年初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游击战争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在陕北边区和陕北建立了革命武装。1935年2月，谢子长逝世，由刘志丹击退了敌人的“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一带，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在这个地区（拥有廿多个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

1935年，徐海东率红廿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廿六军、红廿七军在延川永砰镇会师，全部归纳为红十五军团。

在陕北根据地，除了谢子长（1934年重伤，翌年逝世）及刘志丹（1936年东征时牺牲）外，另外著名的人物如习仲勋（1934年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就是当今中共未来接班人习近平的父亲）及高岗（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出任新中国副主席，军委副主席。1954年被控反党罪名，自杀身亡）。

当毛泽东的剩余红军来到陕北后，也解决了红十五军团的“内讧”，毛泽东认为逮捕刘志丹是错误的，应予释放，反对自家人的肃反。就这样，毛泽东的红军也顺利地从吴起镇到达直罗镇，然后于1935年11月10日移居瓦窑堡，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瓦窑堡设立了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瓦窑堡，毛泽东建立了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大联合。这个时候，日本的威胁已逼在眼前。

这之中的过程有一个吊诡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基本上是与红军联成一气的，目的是要抗日。张学良尤其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杀父（张作霖1928年被炸死）之恨。但为演好一场戏，中共中央于1936年5月从瓦窑堡撤出迁至保安，以便张学良能向蒋介石交待“剿匪”的成果。

即使如此，铁了心的蒋介石就是不接受张学良的苦劝，死也不与中共联手抗日，因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它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城虎采取“兵谏”，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经过反复的谈判，蒋介石同意联手抗日，也就获得释放（12月24），但他却用计谋将张学良囚禁，然后押至台湾，直到1990年将之释放。张已于2001年逝世。

因为蒋介石被逼停止内战，中共得以在1937年1月和平地进驻延安。从那一刻开始，延安成了中共的心脏，它的名声也开始远播海内外。

有一位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位接触毛泽东的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于1936年6月由北京闯入陕甘宁边区。虽然他是在西安事变前就采访毛泽东，并了解了中共的组织实力，但他的闻名于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则是在1937年10月出版的（美国人斯诺生于1905年，逝世于1972年。1930年开始来中国进行采访生涯，对中国有深切地了解，也在上海目睹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件及1932年的“淞泸”之战。虽然他长期在中国生活，与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十分熟练著作不少，但使到他一举成名的则是《红星照耀中国》这一本巨著。也因为这部原著很快被翻译成中文而成为中国人热切阅读的书籍（为避开国民政府的查禁，中文译本用了《西行漫记》1938年），它第一次揭开中共的真面目，也让许许多多的人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这样形容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也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拘，但是对于工作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的态度使人感觉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当机立断的魅力。”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果敢决断的人，所以他倾全力地支持组成一个广泛的抗日统战，以向日本取回东北三省。

但日本的野心显然不满足于东北一隅。它在1937年7月7日悍然制造“卢沟桥”事件，藉故展开全面侵华的暴行。这样一来，中华民族已来到最危险的时刻，也就促使中共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号召中国人民参与抗日行动。蒋介石在眼见日本军国主义者暴露了并吞中国的野心后，也在勉为其难下，达成真正的中日抗战。毛泽东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8月19日）。它的重要意义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是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与此同时，表面上虽然由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但实际上八路军有其独立自主性，由朱德与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与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及邓小平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三个帅。第一一五帅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帅师长贺龙及第一二九帅师长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

毛泽东靠着这一支坚强无比的队伍，将八路军不断向前推进，它成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先锋队。
到了同年的10月，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由叶挺及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地充实力量，到了1938年底，两大军队已和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俘5、4万多敌人。此时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原本4.5万人），新四军也发展到2.5万人。
就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遇上的克星不是蒋介石，而是在从苏联再回来的王明。他挟着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成了中共的实权领导人，企图排斥与否定毛泽东的战略。例如王明认为中共力量相对弱小，中国的抗日应依靠蒋介石的国民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是间接上否定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是毛泽东所不能苟同的。

在此关键时刻（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发表了两篇名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论持久战》，全面和有系统地驳斥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的地位也在抗日时期得到巩固和加强；王明的影响力也相对减少了。

尽管在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且在日本扶持下，于1940年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打对台。但汪的目标还是针对中共的八路军。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反映在蒋介石的1939年7月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与“防共”和“限共”乃至“反共”的反动政策，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打击。

毛泽东为防止抗日战争在妥协下，将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他在1940年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一文。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方针，摆名中国要摆脱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桎梏，只有朝向社会主义大道迈进。

在这个大方针下，毛泽东在延安坚持了抗日的斗争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它既不是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更不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政策，而是以延安作为抗日的大本营。

可以这么说，从1935年长征后到1940年抗日进入胶着状态之际，毛泽东经过内外交困的斗争，显然已崛起成为一代“风流人物”。在陕北流行的“东方红”这首歌就这样在延安传开了，后来变成全中国和全世界所熟悉的一首歌，用以歌颂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成了人民的大救星。

刊登于2011年12月15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