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党副主席辜瑞荣提出一个新奇的理论,那就是他要在马来西亚推动三线制,而不是两线制。他说,在两个月前与各非政府组织闲谈中同意结合力量形成三线制,也就是组成第三势力,以在来届大选用“牛头党”标志上阵。
在我们探讨三线制是否有立足空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人民党走过的曲折道路。首先这个党在布斯达曼于1955年创立时,就毫不讳言走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赓续于1950年被查封的马来国民党的斗争精神,但比起马来国民党更旗帜明显地以社会主义作为政纲。
1957年马来独立时,布斯达曼成功地拉拢也是左翼的劳工党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摆明是马来左翼与华人左派的大整合。但事实上,社阵是在华印社会找到立足点而不是在马来社会。例如社阵在乔治市市议会、马六甲市议会及居銮市议会取得控制权是因为城市的华人大力支持,连带人民党的候选人也中选。最具体反映的是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于1959年大选在华人集中的文良港当选国会议员;而在马来选区,人民党不敌巫统交白卷。这意味着布斯达曼苦心推动的左翼大联盟,在华人地区获得热切的响应,但在乡村地区则无法取得突破。
接着下来的1964年大选,人民党更是在国席全军覆没(社阵两席归劳工党的陈志勤和林建寿所胜)。虽然人民党未响应劳工党在1969年的杯葛大选,但前者在反对党大好形势下,也只有一人在槟州当选州议员。至于接替布斯达曼成为党魁的卡森阿末空有满腔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热情,也未能一展长才。
即使人民党难在马来社会取得立足点,卡森阿末还是不死心,在1974年的大选,尚且自身转移阵地在登嘉楼马来人选区提名,并也鼓励较多的华裔候选人角逐城市选区。无奈在大气候转移下,反对党被国阵打得七零八落,尚剩民主行动党在西马抗争。
在这之后,人民党也因卡森阿末的退隐政坛改由赛胡先阿里接任,他同样是位理想主义者。人民党在他的领导下,无从突破,只能退守成没有代议士的反对党。直到1998年安华跌马组成国民公正党后,才拉拢人民党组成反对党阵线(反阵)。虽然人民党是历史悠久的政党,有理想有抱负,但时代并不赋予它“天将大任”的重任,也就在四党联盟(另外两个是回教党和行动党)中叼陪末座。在1999年的大选中当回教党大唱丰收时,人民党依然一无所获,这使到人民党领袖感触良多,不但早期无法打开马来社会的局面,而且在后期也得不到华印社的共鸣。在时移势易下,赛胡先阿里于2003年将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虽冠以人民,实则是公正党的阵容。即便如此,赛胡先阿里想要在2004年到吉兰丹参加国席大选,也被回教党聂阿兹婉拒,指他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不适当在吉兰丹竞选。在受屈底下,赛胡先干脆不再参加竞选。
本来当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后,前者已走进历史,但意想不到的是,那些不跟随赛胡先加入公正党的党员竟意外地在2005年“复活”了人民党。这一下子,人民党又使赛胡先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他只能说人民党已完成历史任务,但又不能否定人民党又“死灰复燃”。不过,经过这一场洗礼后,人民党似乎把重点放在华社,不再视本身是一个马来政党。如今它更扬言要参加下届大选,且已圈定攻打3个国席,俱是人联的城池,可见也是冲着民联而来。
虽然如此,在两线制被大力鼓吹尚未稳固,且在来届大选备受考验之际,辜瑞荣此时提出第“三线制”是现实的吗?是明智的吗?抑或使局势更加复杂?倒是值得深思的。
无论如何,未来的大选仍是两线制成为主轴,三线制或第三势力的涌现尚未成熟,一切言之过早。若是参选,也图个热闹,对国阵或民联来说,也不具威胁,或只能对双方产生一些不明显的牵制性作用,但不具关键性作用,不知辜瑞荣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1年12月12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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