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槟州劳工党21载风雨情
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槟城联委会为配合庆祝成立十周年，推出了《劳工党槟州分部风雨21年》著作，共520页，可谓洋洋大观。其主要内容有谢思亮撰写的“槟州劳工党史”；附录文献中有李寿延及林子亮等人的史料整理及不少个人的回忆和纪念性篇章等，算是比较有系统呈现左翼运动在北马的跌宕起伏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它是继《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2001年）及《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2000年）出版后的另一本有份量和有代表性的著作，也交代了劳工党在50至70年代波澜壮阔斗争的一隅。
在6月24日的联欢宴上，我应邀对这本书作出评述，但如果针对内容来分析与评述，肯定是长篇大论，也显得过于拘束，因此我选择从另一个角度来切入，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作为左翼运动的一个新起点。这之中涉及一个重要的课题包括战后的左翼思潮是怎样孕育而成的？并从中衬托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为什么热血青年走同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又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呢？
首先我引用了中国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对“思潮”所下的定义。他说：“凡是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意思是说，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引导一大群人前扑后继，而形成一个持久的运动。
劳工党在那个时代的出现自然受到那个时期的思潮所影响。就左翼运动而言，其思潮在后来是与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
马克思（1818-1883年）和恩格斯（1820-1895年）两人从黑格尔（1770-1831年）的辩证法演绎而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简单地说，辩证法是黑格尔的经典学说，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界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成一个过程，即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他提出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换句话说，正反合是他用来建立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基本公式。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世界是物质的，是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及发展中；而物质世界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马克思就是应用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或称唯物史观。
他说，人类的历史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更替。他的思想体系充份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结合起来。因此马克思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被认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正因为马克思运用其唯物史观，声称旧有的阶级将会解体并被新的体系所取代，也就乐观地认为世界会朝着他的“唯物史观”前进。在废除私有制下，出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在今天看来是十分争议性的）。
当马克思的思想变成一个“思潮”之后，他就深深地影响世界各地的左翼人士的思想而在政治运动中形成一个大方向。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也没有例外。
我之所以提出“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旨在说明动荡的年代同路人不一定是同党人，但在心灵上却贯穿着一颗跳动的红心。
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战后成了左翼运动的驱动力和指导思想，使到左翼份子相信世界的变化必然到来，也就义无反顾地坚持他们的斗争理念。
在这方面，当马共在1948年成为“非法组织”后，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团开始出现。例如1951年成立的劳工党，最初是反共的，后来转型成费边社会主义党，也就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
左翼的转变与1953年在新加坡出现的反黄运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场反黄运动是左翼份子重新整合的开始，被称之为左翼公开统战之滥觞。接着在1954年发生了新加坡中学生反对服兵役的抗争（结果获得暂缓服役）和英校大学生（时仍称马来亚大学）的“华惹”刊物编委被提控的事件。它的轰动性不但导致新加坡的学运和工运重新整合，而且也影响钟灵学生在1955年反对改制；更在1956年演成罢课示威的学潮。紧接着在1957及1958年，整个学运在马来亚动了起来，华校也就被认为已成了左翼的温床。
与此同时，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左翼大团结出现新的局面，那就是劳工党与人民党（以马来人为主）合组社会主义阵线，公开向执政的联盟叫阵。
转入60年代，一批批的华校生加入了左翼政团，包括劳工党、人民党及职工会等组织，也使到社阵更明显地向左转而冲淡了其费边社会主义的色彩。
虽然不刻意突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在1961年卷入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已基本上将社阵推入国际斗争中，并促成了五邦（马新汶沙砂）的社会主义政团合作向马来亚施加压力。
不过1964年的大选对左翼政党是十分不利的；尽管此时社阵已更加声势浩大，增加一个国民议会党（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加入其中，也给联盟政府增加威胁。但因社阵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的反大马政策走得太近，造成马来西亚人民对左翼方向有所迟疑，社阵也就在大选中失败了，只剩下两名国会议员（原本有8名）。
转入1965年，乔治市市议会被中央政府接管，社阵终于失去斗争平台；再加上社阵在同年杪分道扬镳，左翼势力在化分中转向街头斗争。
这种斗争具体地反映在1967年由劳动党领导的槟州大罢市，抗议旧币对新马币贬值15%。虽获得政府即刻回应，同意旧银币（英女皇肖像）与新银币同值，钞票则维持不变，但也因之更突出了劳工党已走上“文革路线”。
所谓文革路线是指劳工党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7年在槟城举行时，全面地表达了“文革”的思想，强调意识形态，寻求精神的解放，以抵消因被逮捕受拘禁的痛苦。
这种“思潮”在特定的年代考验了左翼份子，包括劳工党领袖和干部。在一方面展开街头斗争；在另一方面宣布杯葛大选。因此当劳工党缺席1969年的大选时，意味着这个政党已准备面临最坏的打算。果然不出所料，在大选过后，第三势力崛起（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人民进步党）填补了左翼政团留下的政治真空。
虽然劳工党在1972年正式被吊销注册，走完它的21载风程雨路。但从这本书的回忆篇章看来，有许多党员对劳工党是十分缅怀的，因为直到今天为止，尚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让党员这么对它“死心塌地”，且在参与斗争的过程中坚定不移，也对生活充满期待。这不但是劳工党留下的“宝贵政治资产”，也是它被党员视为“永垂不朽”的精神依托所在。
（本文是取自作者评述演讲之内容其中一部分）
刊登于2012年7月5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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