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纳吉于7月9日在布城会见公务员时说，政府之所以废除内部安全法令是因为在政治上它对国阵政府并无帮助。如果你动用内安令把某个人监禁，你不能在政治上将他“杀掉”，相反的，将会强化他的政治事业。
他是出席政府的拉萨学院主办对话会上发表重要演说，但不指名道姓地影射有人因被监禁而声望冲天。
这一席话显然是意有所指，包括仍在政坛活跃但曾被内安令拘留的政界人士，其中最明显的是林冠英如今已是贵为槟州首席部长；而林吉祥及卡巴星仍是两尊大炮架在国会内。当然目前的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也坐过监牢（在ISA下）。因此内安令是不可能“摧毁”他们的政治生命。不过，纳吉敢于下最大的勇气废除内安令也不纯然是因为打不败政敌，而是有更重要的理由与时俱进，以便马来西亚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一。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探讨内安令（ISA）的形成与它最初的真正目的。
1960年4月20日，马来西亚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政府制定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ISA）取代原有的紧急法令，于1960年8月1日正式生效。
所谓的紧急法令是在1948年实施的。当年英军事政府为倾全力钳制和打击左翼政团的势力，在这一年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后，更在6月将马共宣布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左翼人士和共党份子；并根据驱逐法令将成千上万的华人遣往中国，也援引紧急法令查封左翼政团和报纸。
更为重要的是，也在这一年的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它在后来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成为宪法的蓝本。
在紧急状态期间（1948年起），先后有50万华人被英军事政府（在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重临的英军就宣称以军事政府统治马来亚和新加坡）驱赶至被刺网围起来的“新村”生活，且有军警站岗，以阻止救济转入森林的马共份子。这些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饱受歧视和压迫，才有1949年的马华公会的成立。
虽然在1955年有一场举世轰动的“华玲和谈”，由联盟自治政府的东姑阿都拉曼与马共的陈平直接谈判，可惜功败垂成，也就意味着马共的游击战并未结束。而在另一边厢，东姑争取及早独立，藉此减低马共的威胁。
独立之后，政府宣布一些“黑区”化为“白区”；尤其是在吡叻地带；更在1960年宣称“紧急状态”可以结束，也就改用内安令来取代。
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说，“任何一个面对共产党直接威胁的国家均认定，唯一对付此种威胁的方式是将共产党的代理人加以扣留，防止他们进行各种破坏计划。目前，本邦情势是不容许政府不采取此项行动的。”
就这样，内安令也就在紧急状态解除后成为十分有威力的武器用以对付马共的活动，但也被认为针对亲共份子或左翼人士。
换句话说，内安令在一方面钳制和控制马共的活动外，也对左翼政党和职工会采取查封和扣捕的手段。当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在60年代势力坐大后，就有干部及议员被捕，包括增江地方议会主席符昌和（1960年）、职工会领袖方水双（1963年）、人民党主席波斯达曼国会议员（1963年）等。还有不少社阵的干部、各华文中学的学生及南大的学生也都被拘捕。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不一，但与左翼运动脱离不了干系。其中涉及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大有人在。
虽然在左翼的强烈反对声中，马来西亚还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它带给马来西亚政府的挑战不但是来自左翼阵营，也介入国际斗争；尤其是印尼掀起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被称之为“马印对抗”。
转入1965年，马新的左翼运动转向街头斗争，更多的社阵领袖随后被逮捕，知名的人士有陈凯希、陈潘钦、陈福兴州议员、许平城州议员、拉惹古玛医生、林建寿等人。另有在不同情况下于1965年1月被逮捕的有社阵（国民议会党主席、前农长）阿都亚兹、社阵（劳工党主席）依萨、社阵财政甘波、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及副主席韩尼化等人。他们被指控企图在海外巴基斯坦设立亲印尼的“流亡政府”。
即使社阵在1965年分裂，但劳工党仍持续其街头斗争，因而在1968年议决促请其所有议员（市乡议员、州议员和国会议员）辞职，并杯葛1969年大选。劳工党至此，有超过一半的党中央被监禁在集中营，因此它决定不再参加宪制斗争；更何况在1967年“槟州大罢市”之后，劳工党的机制几乎已被瘫痪。迨至1969年大选后，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虽然“513”基本上和左翼政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因此崛起第三势力，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党填补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国家政治也因左派统战退出政治舞台而有了很大的转变。
可是“513”之后的内安令不但继续用来对付左翼份子，也用来对付反对党领袖，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在选举中中选国会议员的林吉祥。他因为ISA的扣留而进一步提高其知名度，并在扣留期间被党选为党秘书长。
正因为反对党越来越感觉到内安令已成为克制反对党的工具，反对内安令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马哈迪政府扣捕百余名各界及各政党人士之后，它们已开始用行动来抗议内安令对付异己。
如今经过半个世纪的抗争，我们终于看到纳吉亲自拆除ISA筑起的高大围墙。自从他在去年9月15日（马来西亚日前夕）宣布将废除内安令及各类不受欢迎的法令后，人民已企盼他更快的落实。
为了兑现他的承诺，纳吉也已在今年4月的国会上通过采用《2012年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来取代内安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欢迎（根据统计，内安令实施一来，超过一万人被扣留、拘捕）。
毕竟正如纳吉所言，用ISA只能禁锢一个人的自由和行动，但不容易在精神上打败一个人的信念。如果你有阅及《劳工党槟州分部风雨21年》这本新著，你会相信坐牢对有信仰和斗志激情的人来说只是一种考验，因为他们的心态和信念没有被打倒和洗脑，即使是出狱后找不到劳工党（已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他们仍然无怨无悔地相信劳工党是他们心中“永远不灭的明灯”，也就情不自禁地赞叹劳工党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纳吉所言的无法在政治上摧毁和改变他们，因为他们为理想和明天而斗争。
既然内安令在民主的时代是反民主和反自由的，也与人权背道而驰，及早的废除是大势所趋。
刊登于2012年7月19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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