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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4.9.12

香港“抗共思潮”加剧?(现代春秋)



这一回是香港的中学生动员起来,于今年的91日在政府总部外举办了香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开学礼”,约8000人抗议政府不理民间的反对,决定在今年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有迹象显示,学生的抗争越趋激烈,包括有8名学生绝食。虽然是在议会选举期间学生们的反对被标签为“棋子”(指被反对派利用),并表明他们是“反对洗脑”的“国民教育”课程。
因为群众的情绪有些波动,目前不好预测结局会如何,但针对“国民教育”这件事来阐释和演绎,倒有其现实意义的。
首先,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从1842年开始到1997年回归中国),前后总共经历155年之漫长岁月。也就是说,在清朝时代,英国人通过鸦片战争(1840年)的挑起,有计划地先后拿下香港岛,九龙及新界土地等,组成了英国在远东的十分重要的桥头堡(殖民地),在中国门口“耀武扬威”。
由于英国人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及政治理念通过教育引进香港,因此在很早的时候,香港已是一个西化的社会,即使香港住的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人,香港也就成了中国人“冒险与追求的乐国”。
当孙中山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迎来了民国政府,中国就努力在思想和文化上接近香港。换句话说,继后发生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向香港的现代化看齐了。
不过,在较后出现的中国左翼政治运动,例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促使英国提高警惕,并利用香港作为政治基地,探测中共的势力和动向。反过来中共在斗争的年代,也利用香港这个自由之地秘密进行活动,并与外国组织搭上关系。
这种微妙的关系在1949年中共夺取大陆的执政权后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 英国人把香港当成“反共基地”,以阻止新中国通过香港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香港又变成左右派交汇的焦点,反映在国共的斗争尤为明显。
正因为香港扮演的角色(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长远来说对中国是不利的,因此在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1978年)后,他就义无反顾地要取回香港的主权。1984年中英签署的香港回归协议标志着中国决心展现其主权尊严,以配合深具意义的“改革开放”政策。
1997年无疑是香港及香港人命运的转折点。从中国的立场而言,这一年是香港的回归祖国,是香港人“做回”中国人的大日子,这是不可逆转的,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惟从香港人的立场来看,他们持观望的心态较多,被认为正在注视中国能给香港带来什么的实惠;而不是他们能为中国贡献什么。
这种想法普遍存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香港在解放前后有许多中国人涌向香港居住,更有的是通过各种途径(合法或非法的)闯入香港而后成为香港的居民。久而久之,香港人似乎被灌输倾向西方社会和文化,不偏向于中国“认亲认戚”。他们宁可被标签为“地道的香港人”或“独立的香港人”,与大陆人是有区别的。
总而言之,舆论认为香港人民的爱国观念也许是比较淡泊的,他们有强烈的居民意识,但没有浓厚的国民意识。
如今香港回归已整整15年了,这15年来的“国民意识”是否盖过“居民意识”倒没有人做过比较,但站在中国的立场,15年已经很久了,应该被教导爱国的国民教育科。
可是一提到国民教育,却又掀起轩然风波?这就涉及根深蒂固的思维问题。
这思想和观念又好像可以归纳成“以西为主,以中为辅”。那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与大陆相提并论,即使邓小平只说香港50年不变,但香港人要求的则是百年不变或恒久不变。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政府是大陆人的,它不能与香港人划上等号。如果说大陆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那么香港就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更有人会支持永远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回归15年了,香港人的思想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就拿国民教育科,对于一个独立的国家实施国民教育科应该是自然的事,有什么好反对呢?例如沙田浸信会吕明才小学的教材一年级是围绕着学生的自理能力和家庭关系与品德的培养及重视环保等,未与政治挂钩。至于二年级才纳入“我学了唱国歌”“中华好儿女”及“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高兴”等被认为具有爱国色彩。
至于中学的课程内被指形容“中国共产党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还有“六四事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发生,造成7000名民众、学生及军警伤亡,其中300余人死。而“人大制度下,人民广泛行使知情权、监督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整体归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重视公民和政治权利”等等。
以上这些词句是在教育局资助,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的《建国60周年》与《改革开放30周年》的书刊中出现。这些书刊于今年7月送抵全香港的中小学。
由于香港人与大陆人民在观念上和价值取向上有差落,预料对国民教育科有了抗拒,以致影响了教育改革的推进。
既然香港特别行政长官梁振英认为有商量的余地,也就不会各走极端,相信双方会坐下来谈,以便作适当的补正。
对此,前律政司及基本法律主任的梁爱诗的评语是值得深思的。她说:“采用绝食和强占的手段,将令香港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她主张理性包容解决矛盾,这之中也没有对和错,而是如何协调。
事实上,推行国民教育是必须的,但也不可能有绝对客观的观点和论述,毕竟历史是由强者或胜利者写的,只要不太离谱就可以接纳,而不是一味抗拒和拒绝,香港人不能一辈子做居民,他们也要学会做国民。
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子,爱国与尊重宪法是理所当然的。再说香港人也不缺乏自由,在教育过程中注入国家元素也是恰当的。当然这也没有阻止一个人推行政治改革运动。
总而言之,既然有商谈空间,也就没有必要没完没了的对峙和使其中一方下不了台。

刊登于2012年9月10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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