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迎来了春天 （直挂云帆）

韩江学院开办中文系有一段故事。事缘在1999年时，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赵宪章来到韩中访问。那时我们只有附设在韩江中学的刚复办的新闻系（我们当时取名为“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学生40名左右，我告诉赵教授，我们已在去年申办韩江学院，但需要他的协助以便能同时开办中文系。

不久之后，也就是1999年7月，我们的韩江学院正式获准，是韩江中学创校49周年校庆的大礼物，董事同人喜出望外。一边由董事长陈国平于7月15日前往吉隆坡教育部从副教长冯镇安手上领取批文；另一边在韩中的校庆上由董事会顾问方木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韩院已正式获得批准，在当时已批准有四个学系可以开班授课，即大众传播系、商学系、电脑资讯系及工程系。

因为缺了中文系，我们请南京大学中文系“拔刀相助”，果然过了不久，赵教授通知我们已决定派出资深语言学教授郭熙前来策划。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我们也召集了一些名士集思广益，最后敲定由郭教授基本上按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由于准备充裕，我们很快便获得批准使用中文教授中文系（2000年）。

当我们的中文系文凭班被落实后，郭熙教授又为我们捎来喜讯，建议我们与南京大学合作开办中文硕士班。对于新生的韩院来说，我们是经验不足的，虽然整个教学及师资由南京大学负责，但我们还是感觉有些无法释怀的压力。

为了不影响韩院的文凭班顺利开课，我们决定在2001年提供南京大学开办硕士班的方便，第一年报读约十余人，反应不错。但转入第三年登记时，应考的人数一直不能超过10名，甚至有时仅是七八名。一时之间，使到我们对这样的人数起了信心的动摇，不知道可以支撑到多久。

老实说在第三年过后的每一年，我们都战战兢兢来应对挑战，双方一直无法创出新的局面，只能“守株待兔”。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两个选择，或则坚持，或则放弃。因为也有其他的学府也在后来不得不“壮士断臂”。

感谢南京大学中文学院（已从中文系提升为中文学院）与我们一道坚持不放弃。这一种毅力与信念是我们彼此对教育的执著和对责任的承诺。直到今天，我们已跨入第十个年头，而且也培育了80余位的硕士。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彼此的坚持，我们在数年前就已停止续办，也就没有硕士班了，所幸我们都不放弃也不泄气，而是坚信总有开花结果的一天。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在今年迎来了马中学位的互认，也刺激了更多的人报读硕士班，以致我们今年的新生人数是破纪录的，超过了20位。归功于在今年年中时，两国政府相应承认对方大学的学位，即马来西亚承认中国820间大学的学位，而中国也宣布承认马来西亚64所大学的学位。自然刺激两国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

我们虽然希望研究生在名成利就时,能对母校有一些的回报，但我们更希望他们能把自己所学得学问传授给别人，并影响其他人对中华文化产生感情和热爱，让华人文化源远流长。

就拿今日的场面来说，双方的合作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而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这种现象在过去是不可思议，也不可能发生的。但在时移势易下，马中两国已从政治上的“老死不相往来”发展到今天的“无处不合作”。两国已到了推心置腹的阶段，印证了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顺应潮流转变的。马中关系38年的变化，也正说明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是可以交心交底的，也可以在各个领域发展成为战略的合作伙伴。

虽然韩江学院起步较晚,只有12年的历史,但我们响应了时代的感召,一边在2003年创建“华人文化馆”，并在2010年扩建成今日万余方尺的规模，用以衬托起中文系，包括硕士班的延续开办。另一边在2006年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向网络媒体进军，也已成为韩院大众传播系学生的实习平台。如今这两个单位已成为韩院的臂膀，也为我们迈向韩江传播大学学院扎下稳固的基础。我们乐观地展望，在众人的祝福下和我们大家的努力下，韩院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绽放光芒。

我始终相信，天下无难事，只要有恒心。硕士班的成功是一个例子。而在硕士班获益匪浅的毕业生也有意想不到收获，包括有机会升任独中校长；有机会使用中国大学的学位文凭在新加坡谋求高职，也获得马来西亚公共大学的认可。

在这方面，我对霹雳南华独中校长陈丽冰校友及理科大学华文讲师李冰玲校友在当天的典礼上所发表的感性演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她们用行动坚持学习和用功完成学业并对自己事业的成就表达了最大的感恩。既证明她们学以致用，更证明了寒窗苦读换来的是甜蜜的回味。

当她们用心地向每一位新研究生表达时，已深深地感动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希望今后每一年都能将这些毕业的校友感召回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毕业礼和开课礼，而后晚间有一个聚餐，以结合众人的智慧，为中华文化在海外寻找一个新浮标，从而展现出其多元文化的视角。

我正在想，在许多年以后，当我们大家回想起今日的情景时，会对我们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继往开来打下深厚的基石而骄傲。如果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在百年之后，不单让方块字成为所有华人的共同语文，而且连其他民族也能用华语华文与我们交流与沟通，一如英语英文的普及，那么到了那一天，我们会为我们的付出感到骄傲：我们终于把祖先的文化恒久地、永远地不断地传播下去。让我们一起守住中华文化这盏不灭的明灯，让它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照亮全世界。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于10月20日以名誉院长身份在韩院南京大学硕士生毕业礼及开课礼上的讲话）

刊登于2012年10月25日《东方日报》

昨天与今天的安华 （天下纵横）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的谈话是耐人寻味的。他说，99%的人民公正党领袖是国阵的失意份子，而且大部分来自巫统，所以他们也遗传了巫统基因。

他以安华为例指出，对他来说，安华只是换了政党，可是他还是一个相同的人。虽然是同一个人，但蔡细历认为安华是被行动党“漂白”的。

这里头牵涉一个微妙的课题，在一方面，蔡细历不否认巫统对马华争取华裔选票是个负担，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揶揄一些华裔对安华有好感而给予支持。

因此蔡细历的矛盾是巫统与安华既是一码事，为什么马华不能把安华当巫统来争取华裔的选票，反而变成一个负担呢？

其实这也不是解不开的结，而是蔡细历极不愿意承认巫统与安华已是一分为二，不再是过去的二合为一了。

它起因于1998年安华被革除党官制造成安华与马哈迪产生严重的冲突，这之后的故事就是安华另起炉灶及进行反击。就这样，他与巫统的关系被切断了。当马华仍和巫统在一起的时候，安华已是他的政敌了。至于有多少国阵的人跟随安华，倒是没有统计过，也不知道谁才是失意份子。

不错，安华身边的一些人有源自国阵和巫统，但这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问题，如果还将安华与巫统等同看待，那就是对事物变化的漠视。因此我们只有把安华看成巫统的敌手，才不会把影子当身子。

无可否认的，安华被马哈迪革职后已被阻止重返巫统，他也不得不认命不再是巫统的人。这就是说，安华的昨天不再是安华的今天。

行动党对安华的支持不但是因为安华可以给行动党带来新的希望，而且有助行动党打进马来社会。就这样行动党把安华当成是公正党的实权领袖，与巫统无关。但在1999年的大选，行动党并没有捡到“便宜”，反而因为与公正党及回教党的三角直接合作，顿使行动党的两樽大炮在国会失声了，他们是林吉祥和卡巴星。因此与其说是行动党漂白安华，不如说因安华的坚持才有308的政治海啸（2008年）。在当时，安华信心满满会拿下一些州政权；而行动党信心不再火热朝天，只求有些小突破即可，并不想奢望能“改朝换代”。从这样来看，安华是借助行动党的舞台争取华裔的支持，他也因之为公正党带来前所未有的胜利。这就是说，华人投票给安华及其政党是因为思变之心强烈，也就对执政党造成严重的冲击，不是单纯对马华的发泄。

马华及民政党在这场海啸中惨遭失败是因为选民对现状有所不满，也连带未给马华强力的支持。今天蔡细历希望马华在来届大选获得“平反”，就要正本清源的洞悉选民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反问选民“为何要支持来自巫统的安华，却不支持国阵？”

说实在的，蔡细历把安华与巫统混为一谈，只能给马华“添乱”，无助于厘清马华与民联有本质上的不同。在这方面，蔡细历认为华裔偏向支持安华也是过于笼统的，因为今天是两大阵营的斗争，是两线制的考验，在马华无法摆脱巫统底下，它也只能与巫统共浮沉，而不能有所怨言。若把巫统视为“负面因素”，那是于事无补的，除非马华敢于“退出国阵”。既然此议不存在，那也就让选民对来届的大选作出应有的判断。

历史是改变不了的，正如安华改变不了他曾是巫统的人；同样的，马华也改变不了它从来没有退出与巫统合作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有向前看，看选民要的是什么？

刊登于2012年10月22日《号外周报》第604期

与大马有关的三段历史 （跃马扬鞭）

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的逝世（10月15日）让人想起三段历史往事。而这些往事又恰恰与马来西亚有关。

第一段往事是1963年马来西亚决定成立时，面临印尼掀起的“马印对抗”，它指责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产物。当时印尼的总统苏卡诺的路线向左转，倾向东方集团的苏联与中国。他之所以向左倾乃是因为在1955年召开亚非万隆会议，促成了新兴国家的团结，决意要走“中立路线”，不再成为美国的“马前卒”或“卫星国”。这之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在1958年与中国建立邦交；更在1961年参与了不结盟运动（按照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规定，柬埔寨不得参加任何军事同盟，这也正是符合西哈努克的目标）。

1965年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和政变，导致苏卡诺大权旁落，由美国扶持的苏哈多军人在1966年抬头。从此印尼向右转，且在翌年切断与中国的关系。马印对抗也因之结束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很快在柬埔寨重演。

第二段往事就是与柬埔寨拉上关系。事缘柬埔寨在1963年反对美军入侵越南，在1965-1969年中断与美国的关系，也种下祸根。1970年3月19日，美国策划柬国首相龙诺及副首相施里马达（西哈努克表兄）发动政变，罢黜正在外国访问的西哈努克。结果西哈努克被逼留在北京，且与柬共攀上关系，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与美国正面交锋。

他的命运比苏卡诺好，因为后者一跌再也爬不起来，只好黯然下台凄度晚年；而西哈努克则因美军撤出印支，造成龙诺政权倒台，结束流亡回国。但此时大权已被柬共掌握，推行极左政策。双方在无法合作下，西哈努克暂时退隐政坛，柬国陷入重重灾难中。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柬共政权，西哈努克又再避走中国。为了抵抗越南的侵略，他再次与柬共联手合作，出任流亡政府的首脑。

巧合的是，在1982年，吉隆坡成了柬埔寨三方领导人集合的场所且成立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由西哈努克担任主席。柬共的乔森潘及亲西哈努克的宋双也都成为领导人。在这之后，柬联合政府在解放区活动，也接受一些国家的大使履新，但越南军依然在柬埔寨耀武扬威。

由于战事拉锯了11年而没有胜利者，在印尼外长的调停下，于1991年，19个国家的代表促成了和谈，意味着越南撤军而柬埔寨又在西哈努克的主导下走向民主。

1993年在联合国的推动下，柬埔寨举行民主选举，但柬共自绝于人，抵制大选，没有代表在议会内。

1994年，柬国议会颁布新宪法，恢复君主立宪制，并宣布柬共为非法组织，洪森在此时已崛起成为柬埔寨的实权领袖，更在1997年发动政变，摧毁拉那烈首相的奉辛比克党总部，自任首相。翌年在西哈努克调停下，拉那烈出任国民议会张，权力全归洪森掌控直到今天。

2004年西哈努克因病退位，传位于其次子西哈莫尼接任国王。

第三段的往事又牵扯到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菲律宾的马卡巴加总统表明沙巴领土属于早年菲律宾苏禄苏丹的，执意要索土。因而有了马来西亚、印尼及菲律宾三方首脑在1963年的会谈而拖延了马来西亚的成立（原本订1963年8月31日，后来被迫推至9月16日）。这意味着，沙巴领土不属菲律宾，索土争执不了了之。

不过也是在今年10月15日， 马来西亚竟转过来成为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P）的调解人，双方已签订和平架构协议。这是自2001年马来西亚受国际伊斯兰会议委托的一项重任，11年后才显露曙光。虽然我国首相纳吉说工作尚待完成，但意味着马菲的关系已更加密切，过往的争论已抛到九霄云外。

从这三段往事我们终于发现原来马来西亚在卷入区域和国际斗争时，有时是对抗性的主角；有时是调解人。政治的波谲云诡，千变万化，真的会令人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向和平的大道迈进。

刊登于2012年10月22日《南洋商报》

历史悲剧人物西哈努克 （现代春秋）

诺罗敦·西哈努克（Norudom Sihanouk）的逝世（10月15日）对于柬埔寨人民来说是举国哀悼的日子，也是中国政府痛失亲密战友的日子。他不但与柬埔寨人民一起蒙受多灾多难的折磨，也见证中国历史的大变化，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文革前到文革后，他始终与中国政府站在一起。这种有始有终的政治立场让他得到中国历来领导人的尊重与支持。因此他是这个时代稀有的“政治动物”，也是政坛的“长青树”。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得回到柬埔寨的历史寻找根源。

柬埔寨是个古老的国家，有2000年的历史。先被称为“扶南”（汉朝时），后是被称为“真腊”（隋朝），再下来被称为“古蔑”（唐朝）。在公元9世纪至15世纪出现了吴哥王朝，又称为高棉帝国。公元1430年，暹罗入侵柬埔寨，也在最后取得吴哥王朝的控制权，而吉蔑族迁都金边。

在这之后的41年，也即是1471年，安南打败了吉蔑族的国家占婆之后，一跃成为中南半岛的强大邻国，迫使大批占婆人迁入柬埔寨。因此1471年被史家称为内忧外患的柬埔寨，国力在下沉。

在17世纪，柬埔寨依赖安南（指越南）的协助，击退暹人的威胁。

1833年，南安人“鸠占鹊巢”且大量移民西贡（即胡志明市），柬埔寨已成为越南的保护国。

1842年，因为越南的入侵柬埔寨赖着不走，遂爆发起义运动，获得泰国支持，柬埔寨活在两头大象的中间，觉得非常累，乃在1864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这一年，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先辈）举行加冕仪式，成为傀儡国王。翌年即1865年，越南也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1887年，法国顺势将柬埔寨和越南置于其统治下，取名“印支同盟”。1893年，法国从暹罗手中取得寮国，将之归为印支同盟。后来所谓的印支三邦就是这样被法国圈划起来的印支联邦保护国。

在1941年4月25日法国把西哈努克摆上台成为新国王，时年才18岁。

西哈努克生于1922年10月31日，他是诺罗敦和西索瓦两大王族的后裔，即已故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和哥沙曼·尼亚里丽王后之子。

这两个王族在1840-1904年间成为柬埔寨的王室主流。当西索瓦·莫尼旺国王驾崩之后，两个王族为争王位形成对峙，最后由控制柬埔寨的法国敲定由西哈努克继位，日期是1941年4月25日，时年才18岁，有名无实。

不久，日本势力介入，并在较后瓦解了法国的势力。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西哈努克翌年宣布柬埔寨独立（3月13日），但碍于法国军力，西哈努克又作了妥协，欢迎法军重临。后来通过外交努力，包括与美国友好，终于获得有条件的独立，但军警的势力依然归法国。

西哈努克并不同意有条件的独立，乃在1953年11月9日取得正式独立。西哈努克在欢迎声中迫回金边，被国民尊为“独立之父”。

这位独立之父的角色也是善变的，在1955年4月，让位于其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自己则组建“人民社会同盟”，且担任主席。

同时，他代表柬埔寨出席亚非万隆会议，并宣告柬埔寨为“中立国”。当时他的职务是首相兼外交大臣。更进一步，在1965年，他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塞、印尼总统苏卡诺及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签署推动“不结盟运动”。此举意味着柬埔寨准备走向不受束缚的日子。这个不结盟运动基本上是把大国排斥在外，自然引发国际斗争。

1960年，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留下的空缺却不被西哈努克补上，反而另设“国家之首”的名堂。在当上国家元首后，他宣称将走“佛教社会主义”道路，即保护君主制与社会主义制。

因为他的政策越来越靠向印尼等国，也就对越南采取较为宽大的政策，进而与中国及苏联友好，被美国视为反共势力的阻力；尤其是越南（北越）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时，西哈努克是前往执绋唯一的国家元首。

美国认为西哈努克已向左倾，乃在1970年通过柬埔寨的首相龙诺及西哈努克的堂兄施里马达发动政变，罢黜西哈努克，日期是3月18日。此时西哈努克一行人已来到苏联访问，及后又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宣布西哈努克仍然是柬国元首，让他住在北京遥控政局。就这样，西哈努克在中国支持下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这个阵线基本上是与越南合作组成的。

在美国方面，尼克逊总统悍然派遣7万美军入侵柬埔寨，协助龙诺政权顽抗越南的压力。接着在1971年又派数万美军入侵寮国，企图使战争“印支化”，而不限于柬埔寨。

此时在国际上，以西哈努克在北京指挥；而国内的斗争则由柬共的领袖波尔布特为首，他的得力助手有乔森潘及英萨利。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人民武装解放金边，10月西努哈克搬师回巢，但与柬共（红色高棉）意见相左被软禁。在1976年宣布退休。

从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此日越南大军攻占柬埔寨）为止，柬共统治柬埔寨3年8个月。

这3年8个月的统治后来被形容为黑色日子，极尽其残忍手段，令人难以忍受。其中包括迫不及待地比中国的“文革”还要先进，实行“无邮政、无货币及无商品”的“三无社会”。接着又禁止自由恋爱，一切受“安卡”的指示，安卡即“组织”的意思。抑有进者，又强制人民长时间劳动，美其名是要提早进入共产社会，实则进行“阶级斗争”，导致百万人失踪或被杀害。

就这样，给越南一个借口在1979年大举入侵柬埔寨，也迫使红色高棉改弦易辙，但为时已晚，虽然及后又见西哈努克与柬共的合作。

这里有一段故事，我在1979年较后时受报馆委派到柬埔寨战地进行采访，馆方除了将所收集的捐款移交泰国首相克良萨外（由董事经理胡榆芳带领），也让我们进入柬边境作深入了解，我们访问了西哈努克的营寨和自由高棉的“解放区”，但更令人心酸的是成千上万的难民生活在苦不堪言的难民营内。

我后来将所发表的文章辑成《柬埔寨的悲剧》一书出版，销量不错，也在多年后在柬埔寨的网络流行。

当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我到北京访问时，正与新华社的杨木碰头，原来他也是柬埔寨通，后来还出版了《采访红色高棉》（1999年）。其中一段这样写：

1982年6月22日，柬埔寨掀越三方领导人西哈努克、乔森潘、宋双齐集吉隆坡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我应命采访。被西哈努克邀请到槟城下榻沙洋酒店与他进行访谈。在6月24日，我如约抵达槟榔屿，在那一夜与西哈努克做了长谈。他说：“柬国人民深受外国统治有百年之久，这是国家的苦难与耻辱”。

后来，西哈努克来到柬境内解放区巡查，接受了一些国家大使递呈国书。

1989年，柬问题和议在巴黎举行，达成政治解决的意愿。1990年安理会促成和解文件。1991年10月23日，确定西哈努克为主席，柬埔寨和平在望。2003年柬国大选，但柬共抵制，在较后被国民议会宣布为非法组织。2004年西哈努克因健康问题退位，长居北京。后由于儿子西哈莫尼继位，大权掌握在首相洪森手里。

2012年10月15日，西哈努克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他为我们这个时代写下多姿多彩的篇章，也像政治风云人物一样，留下风流成性的历史纪录。他不单是柬埔寨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国的最长期的政治盟友之一。但他的一生大部份是在斗争中渡过的，而且是悲剧性的。

刊登于2012年10月22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