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抗议大会，最终是“和谐收场”，没有戾气，看来祥和。事缘董总对关丹独中批文的不明确及增北华小董事会的被改变感到不满，而决意在926举行大集会。这批情绪激昂的华教人士认为身为副教育部长的魏家祥不但未尽其职解决问题，反而使到争议扩大和加深，因而有人主张在926打出“打倒魏家祥”的招牌，以“教训”华人部长不为华校说公道话。
然而在另一边厢，马华公会有感于魏家祥被当成代罪羔羊，乃告挺身而出；尤其是马青更是抓住焦点，对准董总猛烈反击，矛头显然针对叶新田与邹寿汉。
由于双方的唇枪舌剑，再加上一些华团的介入，劝请主办当局勿针对个人。于是又把焦点转向为华教请愿，而不再直接向魏家祥发难。因此在9月26日那天，虽然我们有看到“倒魏”布条零星出现，只说明了华教阵营中仍有人“不放过”马华的部长的，但已非董总的主题了。
针对这件事，马华总会长蔡细历质问董总花8万至10万元的广告费的用意。他直截了当地说，这场示威是针对马华和国阵的，要马华消失。他并认为马华已尽力解决（华教）问题。虽不能尽如人意，但问心无愧。因此他希望用“团结”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分裂”来解决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董总有提出8大诉求，接纳备忘录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竟表达个人意见时认为“诉求合理”，这不但使人纳闷，而且也十分费解。若是认为合理，华教问题早已解决。当然这只是纳兹里个人的见解，我们不能视为董总的备忘录已被接纳。
事实上，如果我们分析董总的8项诉求，不难发现其中4项是有针对性的。例如承认统考、华小董事注册被刁难、关丹独中的“法定”地位及批准昔加末建独中。另外的
4项则是一般性的，包括师资短缺，不谙华文师资派进华校，对华小的拨款和兴建华小等。
以这样的诉求来看，董总的要求也不高，但将之归为“华教救亡”大会就显得格外高调了，与诉求的内容有了距离。换句话说，从诉求的8项诉求及备忘录的14项教育课题来看，主要是反映了华校面对的问题和希望得到改善，尚未形成华教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将之称为“救亡”只能被解读成“居安思危”或灌输危机意识，以让华教人士不可放松警惕。
其实，董总目前面对的问题似乎是内部的失调也不少，例如原本是一家的董教总，如今在某些课题上就有不一致的行动，教总不参加926即为一例。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董教总在林连玉的年代（1954-1961）是以教总为核心的，而后重心移向董总；尤其是1973年林晃升出任董总主席后，他就直接领导董教总。
但他也是最具争论性的人物。1982年将董教总导入民政而与马华及行动党的矛盾激化，及后在1990年率华教精英参加行动党鼓吹两线制又开罪马华和民政。因此董教总与政党的关系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以此来推算，它与马华的关系“好少坏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林晃升后，董总进入郭全强时代（1990-2005年），与政党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的，但内部还没有出现“分化”的迹象。来到叶新田时代（2005年后），董总就面对变化的困扰，例如林连玉基金原本是陆庭谕领导的，他在2008年辞职后就由杜乾焕接任，而且一批华教中坚份子也加入成为领导层，与叶新田的关系有了距离。
另一方面，因新纪元事件导致前院长柯嘉逊及一批人离开新院，也与董总的关系“切割”了。
这种华教组织的内部“分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华教的争取与斗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的董总的最佳拍档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邹寿汉的加入董总与叶新田合作，也真是表现出两位一体的罕有现象。
虽然没有人质疑叶邹两人的领导能力，但已开始有人质问他们的作风是要把董总导向哪里？这才是重要的关键方向。
既然在926那天，董总表现得温和与理智，不针对个人，只针对课题提出批评与鞭鞑，那么董总领导人将过去的“同志兄弟”拉回岗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注意到叶新田已向吴建成及柯嘉逊伸出和解之手，因此后续行动的扩大和形成一个团队是更为重要的。
除了董总与过去的“同志”重新携手外，也要重视与政党和华团的关系，虽不能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在华教课题上争取更多的团体的认同与共识也是当务之急。这就是说，在926之后，我们要看到的和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团结的华教队伍，而不是一个分裂的华教阵营。至于如何化“争执”为玉帛，就看领导人的意愿与智慧了。
刊登于2012年10月1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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