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董总与马华公会的关系因教育课题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关丹独中批文的争议更引发双方的唇枪舌战，几乎已形成对峙，关系也再一次陷入僵局。
董总发动的926大会，虽然是为抗争及争取华教为名，但也掩盖不了它和马华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虽然我们不知道双方下来的关系如何发展，但我们有必要知道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从什么时候开始？而后又为何斗个没完没了。
先说马华公会，它是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的。最初的目的是为救济华人新村的苦难华人，因此在首4年（直到1953年），它侧重在福利工作，为英殖民地驱赶华人入住“新村”（用铁刺网围起，以隔绝华人接触或援助马共）（这类的“新村”是在1948年12月及1949年正月开始设立的，而后截至1954年被移植的新村有480个，总人口有57万人）而奔波，以让水深火热的人民有一个栖身之地。
当1953年英殖民政府反对政党举办福利彩票后，马华公会被迫停止通过售卖福利彩票进行“筹款”，也不能再继续只扮演福利部的角色，因而乃在1954年开始转向重视政治活动。
另一边厢，也是在1949年，在林连玉推动下，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成立了。他先后担任主席直到1960年，当时主要的目的是保障教师们的福利。
1951年，林连玉又促成了“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的成立，这就是今日我们称为“教总”的由来。
1954年，也在林连玉的鼓励和影响下，“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成立了（简称董总）。
也从1953年开始，林连玉就被推举担任教总主席，他的直率与敢于反抗的精神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华教偶像”。例如当殖民地政府抛出“巴恩教育报告书（1951年）时受到他的反对，指它意图用英巫语消灭华校。过后才有了“方吴教育报告书”（1952年）。虽然方吴报告书未引发争议，但1952年的教育法令则是根据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制订的，又受到林连玉的强烈反对，英殖民政府被迫中止执行。可是到了1954年又杀出一份“1954年教育白皮书”，林连玉为此又豁了出去，准备与英殖民政府对着干。
在此紧急关头，林连玉灵机一动，于1954年11月7日邀约马华总会长陈祯禄在马六甲会面。在场者包括沈慕羽及沙如渊等。因为得到陈祯禄的支持，林连玉就将此事扩大化了。
以下是引自林连玉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摘自“风雨十八年”中的“粉碎教育白皮书”）：
陈祯禄：“如果所有的华校都要变为英校，华人自己的教育到哪里去了？”
林连玉：“你也不赞成吗？”
陈祯禄：“当然不赞成。华校可以读英文，而且实际上已读英文了，但不可以全部变成英文的学校。”
林连玉：“你是华文教育的最高机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陈祯禄：“你的意见应该怎么办？”
林连玉：“最好是现在对记者讲话，希望一致行动。”
这就是教总首次与马华攀上政治关系，而且是为教育而来。较后林连玉这样说：“于是我们成功地、彻底地粉碎了1954年教育白皮书。”
下来，至为重要的马华董教总合作的序幕拉开了。那是1955年的事。林连玉这样写道：“1955年正月12日参加马六甲会谈的有巫统4人，包括东姑阿都拉曼；教总5人，以林连玉为首；董总4人，以王景成（槟城）为首；马华8人，以陈祯禄为首，一共21人。”
这次会谈主要是因为马来亚要举行独立前的普选，东姑希望林连玉支持联盟当政，先不提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而林连玉反过来要求保护华校的前途，废除1952年教育法。就这样，马华与董教总也就有了对话的基础。
这就是说，从1955年起，一个以马华为首，而有董总及教总参与的“三大机构”成立了。这“三大机构”的组织反映出华教问题已提到马华的日常议程。
果然在1955年联盟在大选中取得扫荡性胜利后（联盟参选52席，赢得51席，1席归回教党），取得自治邦的地位。东姑就在翌年（1956年）成立以教育部长敦拉萨为首的教育检讨委员会，成员包括当时的政治明星林苍祐（他是在1951年被委为槟州议员，并于同年成立“急进党”，而在1954年解散急进党，率其支持者加入马华公会。不久即被马华委为教育课题的负责人之一）。
当拉萨报告书于1956年发表时，并未引起争议；尤其是在政府不提及“最终目标”（指最终推行国语为主要媒介语）下，这份报告书终于成为1957年的教育法令，影响深远。
虽然1957年的教育法令未触发抗议与不满，但其后发生的问题却使华校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先是钟灵中学在1956年发生学潮，抗议校方接受政府津贴，使华校变质；后是1957年各华校响应钟中学潮，也进行罢课和示威，除了抗议政府变质钟灵和开除学生外，更反对政府取消以华文为媒介语的政府考试（离校文凭），一场声势浩大的学运席卷全马。转入1958年，情势仍然紧张，罢课此伏彼起。
此时马来亚独立不久，教育课题已成为政府必须正视的重要项目。因为马华与董教总仍然维持友好关系，并不因学潮而产生矛盾。
这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林苍祐于1958年在马华公会崛起，出任总会长。原本他已和林连玉有交情，自成为总会长后，更被林连玉视为重大的契机，而极力促成林苍祐与董教总紧密合作。
1958年6月1日，在林苍祐的领导下，“三大机构”作了改组，由林苍祐出任主席（原本是陈祯禄）、秘书李致祥（马华）、副秘书林连玉（教总）及财政陈济谋（董总）。林苍祐在会上矢言马华将尽最大努力与华教共浮沉。
不幸的，马华与董教总的“蜜月”期很短暂，因为林苍祐在马华党内面对反对派的围攻；尤其是陈修信更不服林苍祐的领导。当林苍祐派的“陈情书”（致东姑密函，要求分配马华1/3的国席，约35至40席，以便修宪时得咨询马华意见）曝光后，东姑就全面排斥林苍祐，转而与陈修信合作。就这样在1959年的大选（7月）林苍祐不获选为国会候选人，堂堂总会长大权旁落。终于导致林苍祐在7月杪宣布辞卸总会长，并在翌年（1960年）退出马华。
至此，马华主导的“教育三大机构”已名存实亡，不能再有效运作了，即使林连玉对林苍祐的遭遇表示同情，也给予支持。无奈 “落花流水春去也”。这样一来，林连玉辛苦建立起来的桥梁也因政治的急转直下形同虚设了。马华新权贵陈修信与华教的关系由之转淡，甚至起了矛盾。
在这之后，就是我们熟知的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出炉，并于1961年转成教育法令。在林连玉强烈抗议下（因为新法令硬性规定华文中学或则接受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或则自力更生成为独立中学），仍有55间华文中学转成国民型中学，只剩下16间华文中学选择走自己的路。遗憾的是，独立中学是林连玉用公民权的吊销换回来的。
虽然林连玉的抗争不算十分成功，但他留下的火种却燃烧起来；后来又增加21间独中（西马）和23间独中在东马（沙9间，砂14间），总共60间独中一直到今天。
因为林连玉不能再领导教总，再加上老师转成公务员，教总的鲜明前卫形象就逐渐被董总取代了，特别是1973年后董总在林晃升的强势领导下，已崛起成为另类的华教捍卫者。
在他主持下的董总，一直未能与马华修好关系，李三春在1974年担任马华总会长后仍然无法扭转陈修信留下来的“冷却关系”，只能让彼此的关系胶着。
随着董总申办独立学院（1974年）被拒，及推行统考（1975年）之后，它与政府的关系越行越远，只有到了80年代在支持“华教人士”参加民政后（1982年），它与政府的关系才稍微缓和，但同时发生的独大官司案败诉后（1982年），董总与政府的关系是既暧昧又理还乱。
及至1987年的茅草行动，才见马华党要加入董教总行列。可是面对政府采取强硬行动阻止华教抗议大会（反对派不暗华语的行政人员进驻华校）发酵并大举捕人后，董教总与政府的关系又进入寒冬。结果在1990年出现林晃升带队加入行动党鼓吹两线制，这又使到董总再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但已没有80年代这么公然地为民政的华教候选人站台，而是选择退出领导董总才加入反对党的。
在90年代，董教总与马华的关系“乍暖还寒”，无法有效地站在同一阵线，因此吵闹与争执多过“和平共处”，主要是因为马华与董教总始终无法对教育课题达成统一意见。
今天，董总（教总没参加926运动）又与马华扛上了。虽看来双方的戾气已有所缓和，不再针对魏家祥，而是向首相提出华教的14点及8项诉求的备忘录，但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仍然视926运动是要“亡马华的”（与董总的926“华教救亡”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可否认的，自陈修信担任马华总会长以降（1962年），马华与董教总的关系一直无法好转，彼此仍是不咬弦的一对，也在后来闹出大风波，那就是在1967年，陈修信被认为脱口而出形容董总申办的独立大学犹如“铁树开花”；而在1969年的大选得到狠狠的打击而失掉槟州主导政权予林苍祐。
走笔至此，马华之所以与董教总分道扬镳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最主要的是马华一直未能与董教总站在同一阵线，似乎它们的理念是不同的？
刊登于2012年10月15日《号外周报》第6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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