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2.12

绿色盛会的时代意义 (天下纵横)



一场十分独特的民间运动首次在马来西亚上演。事缘有70人于1113日那天从关丹出发,矢言要沿着二号公路每天步行49个小时。在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下,终于在1125日抵达独立广场。吊诡的是,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竟如同雪球越滚越大,估计有3000人参加苦行。即使警方一早就封锁独立广场,但主动参与大集会的人数竟高达2万人。
他们之所以宁受煎熬之旅(从关丹步行到吉隆坡,约300公里长)的最大目的是反对稀土厂,希望政府制止运作,且形容为“公害”之一,长远来说有损人民健康。
其实,在今年2月的时候,绿色盛会2.0委员会主席黄德已采取坚定的立场矢言反对稀土厂的运作,当时在关丹的大集会共有15000人参与反对,情绪激昂。
在这之后,抗议未有下文,引致群众又再黄德的领导下,身体力行的进行一场更发人深省和具有标志意义的运动。这就是我们所声称的1125大集会,巧合的是与董总抗议《教育大蓝图》的集会在同一天举行。两场集会因为有了时间上的相隔,也就使到绿色盛会在董总的支援下更加的声势浩大。
不仅于此,黄德也借助26日集会解散前,连同民联的议员通过了三宗议案,一致要求政府停止稀土厂的操作。虽然绿色盛会没有达致目标,但它所鼓吹的公民意识显示了人民已可从一个非政治的角度开展诉求。这就是公民运动成功转型的一个典型范例。
因为在过去所有的公民运动,大多数与政治或政党有所挂钩,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马来人的社会起了变革,在拿督翁(时任柔佛署理州务大臣;拥有亲英国的政治背景)的领导下,奇迹般的在一夜之间催生了“巫统”。从此马来人被认为在政治上有了依托,巫统也因此取得政治优势的地位直到今天。
至于华社的公民运动则在60年代因林连玉事件形成一场反对东姑的角力斗争,一边厢是林连玉引导华社抗争对华校的变质;另一边是联盟政府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导致马华与民间华团有了裂痕,其中也夹带着政党介入其中,左翼的劳工党是最明显地作为林连玉的后盾,以协助顶留林连玉所承受的压力。
自此之后,60年代的民间华团对政治的回应也是十分积极的,例如1967年发生的“槟城大罢市以抗议旧币贬值近15%”,就是清楚的印证公民运动已介入了政治,当时的主动与主导权在政党(劳工党)身上。
由于华社一向以来不把本身当成政治的筹码,也就交由政党来领导运动。比如80年代董教总号召一批华校精英“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参加民政党)就是要借助政党的力量带动和整合民间力量。
同样的,在马来社会也因公民社会的鼓动触及了巫统改变策略,把在民间拥有影响力的安华招纳进巫统(1981年)(较许子根参政早了一年)建立了政党领导马来社会的角色。意料之外地在1998年安华因被革职而掀起的“烈火莫熄”运动也是用政党(组成国民公正党)来推动民间力量。
一直到千禧年后,民间才出现一个不以政党为背景的组织,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净选盟”。它在2007年首次发挥威力时已具有一定的震撼性,因为它们追求的公正、公平与廉洁的选举正符合了人民的愿望。
如果说净选盟被认为是有政党人士在背后影响的话,那么绿色盛会就是一个没有政党背景的组织,它竟能以平凡的角色卷起千层浪,不仅触动了民心,也从中展现了民间组织的魅力。
正因为绿色盛会的领导人锲而不舍,所以我们这次又看到一场在转变中的公民运动正悄然崛起。不论它在将来的影响力如何,至少让我们看到民间非政府组织已从中崛起,形成新的指导方向。
就此而言,马来西亚的公民组织将会越来越重要,而从中涌现成为政党政治的“造王者”,不再是附属品或鲜有作为的“花瓶”。

刊登于2012年12月10日《号外周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