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0年举办了《国民型中学问题与挑战》的座谈会后，7个主办单位不但将座谈会的内容编辑成书，而且也再接再厉的又在12月9日槟城主办第二次的研讨会。但这次比两年前更为跨进一步，准备在困难与挑战的面前瞻望未来。虽然不知道这样的用心良苦会达致什么效果，但至少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华教如何在逆流中力争上游。
其实如果我们从深一层的内在因素剖析华教的问题，不难发现先贤和今人所争取和坚持的华教运动是一条艰辛和不平坦的道路。
就以马新第一间新式的华校说起，那也不过是108年的历史（以1904年的槟榔屿中华学校的创立作为起点），翌年才有新加坡的应新小学的出现。在此之后；尤其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华校更是在马新两地遍地开花，形成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本来第一间华文中学首推1917年在新加坡创立的华侨中学，但在新加坡被切割出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之后，马来亚的第一间华文中学就归属在1917年成立的钟灵学校。
它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在1919年时，槟城的客籍殷商戴喜云（清朝驻槟最后一任领事）在槟城创立了华侨中学，不让新加坡的华侨中学专美。但不幸因戴喜云的逝世，华侨中学也就关闭了，直到1923年钟灵学校董事同人（阅书报社）获戴喜云的公子戴淑原捐出“华中”的设备和仪器书籍等，终于成功地将钟灵学校转型成钟灵中学（戴淑原就是中华民国驻槟城首任领事（1912-1930），也是槟城客属公会的创办人）。就这样钟灵中学成了马来亚的首间中学。
尽管华校（中小学）在20年代之后如雨后春笋地在马新蓬勃发展，但还是难与英殖民政府开设的英校相提并论。换句话说，英校在因势利导下成为当时人民的首选（华人也不例外）。因此严格来说，华人接受英文教育的数目也相应的增加和提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更多的华人将子女送进英校。
正因为教育上的分叉，华人百年以来就自我分成两大源流派，一派是英文教育的，另一派是华文教育的。前者被视为识时务者的华人，包括峇峇一族；后者被视为“热爱民族文化”的人，坚持传承中华文化。但不论华文教育怎样力争上游，它始终无法超越英文而成为主流。
因此当我们在独立（1957年）后，也发现华校（包括中小学）因未受到全面的资助，只能靠董事会及华社在自力更生，其设备依然是简陋和陈旧的。直到1962年在新教育法令下，我们终于体会上华教根基依然脆弱，诸多华中接受改制。计算之下有2/3的华文中学变成国民型中学（71间华中，55间接受改制，16间不接受改制）。这些个改制的华文中学后来也慢慢地从55间发展成今日的78间。
表面上看来，它的命运比独立中学来的好，有政府的资助和关照，师资和生源都得到保障，但因被列为半津贴学校（校产绝大部分保留在董事会或信托人手中，未归政府），举凡涉及发展的开销就要华社承担，基本上与独中的情况一样。
即使在1962年后独中从16间发展到今天的60间，它也始终不能超越国民型中学。换句话说，当国民型中学的学生总数逾12万人时，独中也只有6万余名。若以一年华小有10万名毕业生来算，则进入“华中”的人数约占30%，剩下的70%不是进入国民中学，就是辍学了。
这就是说，华社再怎样努力，还是不能在中学上有所突破，只得原地踏步，也只有在小学方面因为有所坚持而捍卫了1291间的华小成了华文教育的摇篮或最后的堡垒。由此来考察，国民型中学的未来命运还是处处充满变数与挑战的，尚不能乐观憧憬它有亮丽的未来。
刊登于2012年12月10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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