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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4.12.12

华教抗争运动的由来 (现代春秋)



 教育部在今年9月的时候公布的《教育发展大蓝图》(2012-2025)引发了大争议,结果导致董总在今年内发动了第五次的大集会,以抗议大蓝图“贯彻单元教育”,并要求重新拟定教育大蓝图;但在另一方面,也导致董总与其他重要团体“分道扬镳”,例如华总及教总(它们不参加这一次(1125)的大集会)。尽管不是全马的华团热切响应,但也有700团体和逾万人力挺大会,算是不错的反应。至于董总会取得什么效果我们不得而知。
其实教育课题;尤其是华文教育的课题一向以来是华社与政府间的大问题。早在独立前的1951年就有巴恩报告书的出炉(1952年成为教育法令)强调了单元教育而被华社大举反对,当时领导这场运动的是教总主席林连玉。
虽然在1954年英殖民政府用教育白皮书“取代”巴恩报告书,但仍然没有改变它对华校的歧视。因而有了1955年林连玉与联盟政府在马六甲会谈的历史性大事,双方取得一定的共识。一边是联盟(以东姑为首)承诺将在独立前检讨教育政策,并保证华校的存在;另一边是董教总支持联盟在大选中胜利。结果联盟大胜,顺利的组成自治政府,朝向独立迈进。东姑也兑现诺言,于1956年成立以当时的教育部长敦拉萨为首的教育检讨委员会,三名马华的代表是林苍祐、梁宇皋及林金龙。
这份报告书出炉时有一段争议的文字即是“最终目标实现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被删掉后,获得华社的认同,包括林连玉在内,因而此报告书的内容也在1957年成为新的教育法令。
它的主要点是保留华校的存在,但有提及鼓励学校申请成为津贴学校,而且董事会的组成也有新的规定法。后来接受津贴的学校都按此规章组成董事会/学监会。在新规定下,学校的董事会有官委、赞助人、校友、家长及信托人(信理员)各派三人组成,一共15人。最初的时候,华校团体对此有争议,后来经过协调;尤其是官委三名代表由董事会提名而由教育局接纳下得到“解决”。
在初时大家都不经意董事会的组成法,反正学校能正常运作并有资源也就得了。但在60年代之后,这个组织法终于成了华社的“心病”和“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原来在1960年时,政府又再检讨教育法令,又再成立以时任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委员会。这份被命名为“达立教育报告书”在同年发表之后,更在1961年成为法令。其中的关键与要害就是明文规定所有的华印小学必须转成国民型小学,也就是政府控制的学校,但保留母语教育,故未引起争议。
可是问题就出在法令规定所有的中学可以选择接受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或选择不接受津贴成为独立中学。
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大举反对,结果他在1961年被褫夺公民权和教师证。许多的华校也就纷纷改制了(当时的华文中学有71间,其中55间成为国民型中学,只有16间成为独立中学。以后数目的增加是后事,在此先不表)。
因为马华与董教总对教育政策有相左的看法,双方也为此而闹翻(无可否认的,当1959年林苍祐辞卸马华总会长后,林连玉就与马华的组织切割),所谓三大机构(马华、董总和教总)(在1953年组成雏形)也告“名存实亡”。
换句话说,自1961年教育法令全面实施之后,董教总与政府的关系就告疏远。后又因林连玉“出事”及教师转成公务员(接受成为政府控制学校后,老师被转成公务员)后,教总不再扮演华校火车头的角色,而是转由董总负起领导工作;尤其是在1973年,由林晃升出任董总主席后,他就以强势的姿态领导董教总“走自己的路”。于是有1975年的“统考制度”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60间独中的生存和发展(这60间独中是在1961年华校改制后又衍生出来的华校,因此“一校两制”由此而来,即意一个校名有国民型和独立之分)。
但在另一方面,接受改制的中学也发展成今日的78间。这78间在一个时期被视为“变质”的华校,未被纳入华教体系内。不过,因为这些改制的华校一直保存原来的特征,又于1993年组成“华中校长理事会”,也就使到华社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自然得到了华社的支持而捐款不断。
事实上,90年代对华校也是一个突破性的年代,因为政府在80年代对教育的大开放,允许诸多学院成立并设置双联课程,终于让更多的华裔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再进一步,政府又于90年代先后批建三间具有华教背景的学院后,整个情势又往正面发展。南方学院(如今已成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的出现标志了华校与国际接轨的新方向。
尽管1996年的教育法令对大专教育开了绿灯,但对小学和中学教育改进却引起了争议。远的不说,就拿近的来说,对关丹独中的批文及新出炉的教育大蓝图草案就未能“满足”华教人士的需求,更把华教的未来订在“救亡运动”上,使到华社对华教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
不论华社对华教的未来有何不同的看法,我们始终看到华团与执政党之间还是走在分叉线,一直无法找到平行线或共识,而且董总的运动也一次又一次地与政府“划清界限”,并与一些华团“和而不合”。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恩怨,也真的是一匹布也说不完。
究竟什么时候华社对华教有共识?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似乎走得太远了。
吊诡的是,即使华教的抗争运动未曾止息,但华校仍在茁壮成长,这说明了华教已在历史长河中找到了定位和方向,它将是生生不息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摆布其命运的。

刊登于2012年12月3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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