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断续看完为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而推出的《旗帜》纪录片，基本上对这个党在执政前后的轮廓有个温故知新的认识。
它陈述了中共从1921年一直到2011年的各个阶段的历程，你很难想象一个备受摧残与打击的政党竟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它不但顽强的生存下来，而且还夺得了执政权，前后历时62年，在风雨中挺拔前进。即使发生内部斗争，但不曾有政变或流产政变的事发生。
这是因为中共在很早时就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1927年）。因此在1949年解放后，不论发生什么样的政治变化，中国的军队始终坚定不移地听党的指挥，不会参与乃至领导政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军权在握的国防部长林彪也不能“搬动或调动”军队“搞政变”。他在1971年坠机身亡虽有解不开的疑点， 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代表不了党（只有毛泽东有此权威），也就不可能发动政变来反对毛泽东，最后反而成为悲剧人物。
这就是说，由毛泽东一手建立起来的“党指挥枪”的机制是不能被改变的，即使在毛泽东逝世（1976年）后，也依然是中共的金科玉律。
从这个意义来分析和解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政局，就不难明白为何中国不能在“政改”（政治改革）中全面向西方看齐，而是必须坚持中共的最低防线，否则就会山河变色了。
整个变与不变在《旗帜》一片中虽有些交待，但并没有强烈着墨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变化，而是一脉相承突显中共建党的基本原则和大方向—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立党的指导思想；而“党指挥枪”是不变的立党基石。靠着这两把刷子，即使邓小平在1978年再次复出，并成功地在党内宣布“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没有发生党的宗旨与立场的改变。这是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重大改变可能是对党的本质的颠覆。
在这方面，邓小平推出“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在不违背毛泽东思想下，在经济体系中进行的一场大胆的革命。换句话说，他不再希望毛泽东思想继续在阶级斗争中燃烧，而是希望发扬毛泽东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这种把外交转向内政的政策，正好迎合了中国老百姓厌倦了政治上不断斗争了无天日的纠缠，邓小平也就得以巧妙地把政治与经济“切割开来”。
当经济被赋予自由甚至天马行空时，它就会如同脱韁之马造成社会问题和冲击政治方针。1989年的“六四事件”就是因为经济过热而爆发了政治示威和寻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但这种冲撞和有意要中共变色的所谓“诉求”最终被镇压下来，否则在那个时候，中国极可能成为苏联第二（共产党的一党专攻机制被破坏和否决，国家不再以社会主义理论建国）。
如果中国在那时“变天”，就形同西方希望看到的“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这让人想起在1965年当苏联的克鲁齐夫全面批判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和否定其政策时，触动了毛泽东的思维而认定苏联大搞修正主义，若不严加防范，将会步苏联的后尘而跌进西方国家所设计的“和平演变”（自我变质或向右转）的陷阱中。于是中国有了反右大斗争（1957年）及大跃进（1958年）；更在后来演变成文化大革命（1966年）。
这几场涉及阶级斗争的运动是止住了“和平演变”，但中国却付出沉重的代价，整整一代人的精力被浪费和处在无休止和没有生产意义的斗争中，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一网成擒后，中国政局才又为之一变，
尽管文革被指是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但在邓小平“总结”毛泽东功过后，他是七三对开的。这就是说，邓小平不认为修正主义是错误的，但也决不能否定毛泽东的思想。因此文革之后的毛泽东遗像一直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他既是历史伟人，更是开国第一伟人，没有人可以取代和抹杀他的地位。
就这样，当邓小平在90年代将其“经济改革”推向资本主义大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时（六四之后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吹改革之风）。这个在经济上不讲求姓社和不讲求姓资（不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即是好猫）的年代，竟然刺激中国的经济飞跃地发展；尤其是在硬体建设上令人刮目相看。于是邓小平理论成形了，但这个理论是写进党章，不是用来取代毛泽东思想的。
继后来到江泽民主政（1991-2001年）的年代，他的“三个代表”（始终代表先进社会、先进文化及广大人民利益）也写进党章。还有胡锦涛的年代（2002-2012年），科学发展观同样写进了党章，但都没有触及批判毛泽东思想。
就在胡锦涛与习近平交接的日子益发接近的时刻，竟有传媒提出了中国将进入没有毛泽东的时代，即一个不再有毛泽东思想的年代。但这种“和平演变”的企图显然又落空了，因为中国的官方郑重否认党将进行“去毛泽东化”。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已直接回应西方的传媒，即中国不会搞西方民主，但会搞党内的民主，不是多党制的选举民主。
如果中国在政治上继续坚持“党指挥枪”，“不去毛泽东”及不搞西方民主，那么习近平的接班也不会有很大的动作来改变既定的方针，他必须要先稳住党和国家，重视以法治国，严惩贪污及绝不姑息滥权赃法，才能面向严峻挑战的世界。因此可以预见在习近平接班后，政治改革只能按中共的模式进行，不要期待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制在中国发生。还有在经济上可用“摸着石头运河”的心态来应对，因为经济方式或政策错了可以再改；但政治改革不能有重大闪失，否则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就此而言，习近平肯定输不起也不可能西化政改。除了否定“和平演变”外，也还要提防美国筑成的新围堵政策的威胁性。他比胡锦涛面对更难以捉摸的外在和内在的变化和挑战。这就是十八大反映出来的问题焦点。
刊登于2012年11月15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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