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榜鹅区补选的成绩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因为这个向来被视为人民行动党的强区怎么会在短短的两年内就告“易手”，被工人党的年轻候选人李丽莲取胜？
虽然这不涉及改朝换代，但也表达出选民有求变之倾向，而这种转变也是新加坡独立后（1965年）的第一遭，意味着共和国的选民正在追求一个民主的变革，或者较贴切地说，要求出现一个两线制的制衡局面。
当然所有的转变是与新加坡的历史分不开的，而且也是因马来亚的改变而改变的。
当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新加坡被排斥在外，但为安抚民心，英国政府在1954年草拟“林德宪制”。那一年李光耀结合了左翼力量在新加坡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在林德宪制下，1955年的选举才真正地掀开民主政治第一页。行动党创党人李光耀及林清祥（左翼领袖）也中选为立法议员。
1959年的大选除了选出自治邦的政府外，也为新加坡的政治烙下了模式。这一年，人民行动党倾全力参加大选，在51个议席中拿下43席起而执政。就这样，李光耀成了自治邦的总理。
接着下来，李光耀力争新加坡再并回马来亚，因为他当时不认为新加坡有条件独立。就这样，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时，新加坡是其中一邦。
但李光耀转入60年代就与其左翼盟友闹翻。1961年林清祥率领左翼议员另起炉灶，成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反映出人民行动党的大分裂。两派在加入马来西亚和反对马来西亚的课题上大相径庭，立场南辕北辙。因为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所以1963年的大选（加入马来西亚前夕的大选）是新加坡最激烈最重大的选举。结果是人民行动党保住37席，继续执政，社阵只胜了13席，另一席归人民统一党的王永元。
这意味着李光耀继续担任新加坡总理，即使加入马来西亚也没有改变这一称号。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大马成为独立国家后，这个岛国下来的历届大选都是一面倒，再也不曾出现过1963年的激烈搏斗的场面。
例如在1968年的大选，由于新加坡的社阵在国际潮流的影响下，采取杯葛大选，也就让人民行动党一枝独秀胜完所有的58个国会议席，新加坡的反对党一蹶不振。
在这之后的历届大选，虽然有反对党插足其中，但起不了作用。例如社阵前主席李绍祖在1972年“违背党的意旨”参加大选，也还是落选了，直到1988年才被李光耀邀请担任非选区议员（委任）（1991年后退休）。
所谓的“非选区议员”是指反对党没有议席时，政府可依得票率，最多任命三位反对党候选人来担任非选区议员。这个制度在1984年推出，而在1990年时，政府再修正法案，允许官委议员最多可达6名，及后在1997年，官委议员可由6名增加到9名。
这种为“反对党”或“非政府人士”预留议席的做法是有鉴于新加坡许多年一直未能产生有效的反对党，以致政府为避免被指实行“一党专政”，乃推出“限量民主席”让“民间的声音”得以“伸张”。
不过这一情势在2011年的大选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虽然共有6个反对党向人民行动党作出挑战，却首次出现工人党在阿裕尼基选区中击败了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总共有5人当选，这是反对党第一次攻克集体选区，也为新加坡的民主带来正面的影响。
此外，工人党的候选人也在后港（单选区）胜出。这样一来，共有6名反对党议员首次直接冲入国会（自1965年独立以来），按宪法规定，尚可让三名非选区议员进入国会（可允许非政府议员达到9名）。
本来在新加坡的87个国席中，反对党只拿下6席是微不足道的，如今即使再增多1戏成7席，也完全威胁不到拥有80席的人民行动党，但今次补选的意义不在于反对党有多少个议席，而在于选民怎样看待新加坡的民主。因此，反对党在补选的胜出是具有下列的警惕意义，值得执政党参考和思索。
首先新加坡人民经历了48年的独立和在一党统治下的习惯后，已感觉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因此他们在2011年走出第一步，在阿裕尼集选区放胆一搏，希望结出民主之春的花果来。果然如反对党所愿，它拿下了人民行动党的“城池”。
在宪法修正下的集选区是在1988年推出的，这是指一个选区必须推出代表同一政党，得由3人（后来改成5人）所构成的一组候选人（其中至少包含一名少数族裔），凡得票超过一半的则集体当选，反之则集体落选。
第二，人民行动党推行的精英中的精英政策作为挑选候选人的标准，也可能相对地忽略了政治也是群众的工作，不能单靠精英取胜。例如工人党的李丽莲不过是中产阶级的企业训练师，而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许宝琨是位专科医生（精英中的精英），被认为与人民群众有了距离。这意味着人民行动党的精英政策已面对考验。
第三，新加坡人民像所有的热爱民主的国家人民一样，渴望一个健全的两党制出现，不再假手委任议员来代劳，而是要选出两个阵营的党团来相互制衡。还有重要的是，工人党已从中崛起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劲敌，它让人想起60年代的“社阵”，但工人党是非左翼的整合模式，正为两线制铺下基石，其他反对党已逐步靠边站了。
整体而言，这场补选显示了新加坡的政治生态正在潜移默化的转变中。为此人民行动党也就需要重新检讨其政策和改变策略了，以迎合新时代的挑战。
刊登于2013年1月31日《东方日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