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时，槟州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发布2010年的数字显示，槟州人口已达到160万，其中马来人占41.6%，华人占40.9%，印裔人口占9.7%。换句话说，马来人比华人多出0.7%。
这是第一次公布马来人已比华人多一点，但是否是确实的数字，一时也说不清楚。因为在2012年时，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时仍然确认华裔人口是最多的，比马来人多出1.8%。
近日也就是2013年3月，国家统计局槟州分局主席依莎都妮莎说，根据2012年最新的人口调查数据，槟州共有161万1千零57人，其中华裔只比巫裔多出0.9%（仅多14,244人），折成数目字如下：
华裔人口67万9千133人（占42.2%）
马来人口66万4千889人（占41.3%）
印裔人口是16万472人（占9.9%）
因此算来算去，还是华人居榜首。
但不论是榜首或居第二位，在今天来说已不构成改变现状的理据。就我们分析来看，未来的20年，华人主导政权还是会继续存在，除非选区结构出现大改变（目前华人选区占23席，马来人15席及印裔人2席）。虽然有人不主张用种族的观点来诠释槟州的现实，但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因历史留下的人口比例和华人在城市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从一开始，华人就判定在槟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打从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开始，他就从中国引进大量的华工，不论是通过卖猪仔或是宗亲同乡的安排，华人的南来也使到槟城发展成为一个进步的城市。也因为槟城才有了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从此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在内）的版图里，槟城和新加坡成了华人麇集的城市。
例如在华人大量定居后，槟城的华人到了1911年已达到70万人，占总人口的40.2%，比马来人的41.1%少了0.9%。但在1921年的人口普查后，华人人口已凌驾马来人，比例是44.5%对32.7%。正因为华人不断地增加，在1957年独立时，槟州的华人已占57.2%，而马来人是28.8%，印度人则为12.8%。
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在槟城“当家”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是英国人在临走前留下的“政治安排”。果然也不出所料，时任联盟主席兼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在独立时就嘱意马华的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虽然马华在14个民选议员中只占5名（另7名是巫统，国大党2名）。但在因势利导下，华人也就成为槟城政治的牵头羊了。由于林苍祐有另外的抱负（要成为全国领袖），也就改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即使王保尼在后来被认为听命于巫统，建树未够彰显，但在联盟中没有人敢建议改用马来人当首席部长，因为现实不允许联盟随意换人。如果说这是“社会契约”的话也无不可。虽然没有协议也没有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但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已是历史使然。
这一“社会契约”让所有的华人牢记在心。当他们要在1969年做出改变时，也是审时度势后发现仍然是华人主政，才做出改朝换代的决心，因为人民看到林苍祐能起而代之。
林苍祐的强势领导（1969-1990年）让槟城发展成耀眼夺目的大城市，而与世界接轨，但尚无人（指在国阵内）敢于挑战他的权威。直到许子根继承衣钵后（1990-2008年），华人主导政权的传统开始受到挑战，一些马来学者或巫统和巫青团的二三线人物开始要求改变政治生态，起用马来人当首席部长，理由是马来人在槟城被边缘化，但鼓噪的声音并没有改变既定的政策。但若是因为人口结构有所改变，贸然做出改变，肯定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因此历任的首相都坚持保留现状，因为他们看到历史的政治是不容忽视的。
到了2008年的政治海啸后，崛起的民联也萧规曹随地捍卫华人主导政权，而且也突显了这一形象。这说明了槟州的政治现实不会因人口比例的一些改变而改变的。
同样的，今天的国阵也看到华人主导政权的重要性，所以也承诺如果夺回政权后，仍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
由此可见，华人主导政权在槟州不但是成立的，也是不得变动的。这意味着任何政党若典当了这政治遗产，它就要付出代价了。
刊登于2013年3月11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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