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左等右等的第13届大选终于降临了。许多人为首相纳吉的宣布松了一口气，也不需要再期盼了。这下子可让双方来个大厮杀，以了结没完没了的恩怨。
按照4月3日国会解散的日期推算，我国大选应落在4月份。这个月份是国阵“黄道吉日”，可以放手一搏（因为我国有三届大选，即1964、1982及1995年的选举是在4月份举行的）。当然这只是巧合的推算，不具任何科学依据。
但本届大选却是有史以来的最激烈的斗争，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不容易分出胜负的。这说明了我国的民主政治意识更为成熟和更为健康，由人民在两大阵营中作出取舍。
在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过两大阵营的势均力敌，但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不明显的。例如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与执政的联盟相抗衡的是社阵，后者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简称即是社阵），走左翼路线；而联盟则标榜走右翼路线。这在当时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左右阵营分道扬镳，不相礼让的时代，右派的联盟和左派的社阵是没有共同的语言，甚至因左翼运动的国际性影响力，也导致社阵党人不时被指控是亲中倾共份子，结果遭到内部安全法令的扣捕。
表面上看来，五六十年代的左右派斗争是两线制的起点，实则不然。因为社阵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使在60年代初期（1963年）大开门户，迎接脱离巫统的“国民议会党”（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他因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与东姑起冲突，结果被开除出巫统而另起炉灶）加入而形成三党结盟（即劳工党、人民党与国民议会党），但因那时又逢国际左翼势力掀起反“马来西亚计划”，也就把社阵卷入国际斗争的漩涡中，更因而被标签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站在同一阵线。最终在1964年的大选，左翼阵线严重受创，只剩下两名国会议员，即陈志勤与林建寿（国会议员总数是154名）。这意味着社阵试图建立起的两线制（拉拢回教党沉默合作）已告失败。不久后加上马来左翼精英被逮捕（1965年正月，政府指控他们企图在巴基斯坦建立“海外流亡政府”。这些人包括劳工党主席依萨、社阵主席哈斯诺、人民党秘书长达裕丁、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及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分裂与争议，进而引发劳工党内的华教份子向左转，采取了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手段进行街头斗争（1967年）。
由于左翼阵线的离散和杯葛1969年的大选，以抗议政府大举逮捕劳工党领袖和干部，从而瘫痪了党的活力，也就导致第三势力在1969年从中崛起。这些非左翼的中间派政党，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行动党取代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民政党甚至夺得了槟州政权，行动党及进步党大有斩获。
但这些的中间派政党没来得及整合与团结时，就被联盟抢先一步分化了。例如在1972年联盟主席敦拉萨将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纳入联合政府，连同早前（1970年）成功地拉拢左翼的人联党在砂拉越组成联合政府，印证了政坛大洗牌后，剩下民主行动党在西马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自此之后，马来西亚政党内的实力十分悬殊，一边是强大的执政党集团（以巫统为首）转化成为国阵（1974年）；另一边是反对党各自为政，没有合作的可能，以致在70年代企图探出头来的新政党，如社会正义党（陈志勤于1971年从民政党分裂出来的政党）、社会主义民主党（叶锦源于1978年由行动党分裂出来组成的政党）皆无法形成反对党集团，也就被行动党击败而自我消失（80年代无疾而终）。
直到1990年才见我国反对党重新组合。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就是东姑拉沙里，他组织了46精神党（1989年即与回叫党和行动党分别合作。在行动党来说，当华基反对党被扫除后，它与马来政党的合作是必然的趋势。可惜在1990年的大选，华裔支持拟议中的两线制（由董总前主席林晃升借行动党舞台倡议），只让行动党漂亮胜出，夺得20个国席及只差3席即在槟州起而执政，却未能使到46精神党取得大捷（只夺得8个国席），反而扶起回教党重夺吉兰丹州政权。这就是说，两线制只是个梦，并未在90年代发酵。
尤其令两线制沮丧的是在1999年当安华跌马被革职后成立的国民公正党虽然成功地促成公正党、行动党与回教党破天荒地直接合作（不似东姑拉沙里的间接合作），但选举结果反映出大多数华裔选民不能理解回教党的立场，也就使到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在国会选举中跌马。这一惨痛的教训让行动党人不敢领教所谓的“两线制”（反对党组成的替阵（替代阵线），也因大选只益回教党，不益公正党和行动党，造成后者在2001年退出替阵。所谓的两个阵线的斗争又成泡影）。真没想到2008年会发生政治海啸，竟不期然地出现两线制。本来林吉祥对突冒出头的两线制持迟疑态度，他甚至在308后对吡叻州政府的组成起用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有所担心。
所幸及快地解除内部风波，并在安华的劝谕和调解下，再次成功地组成了“人民联盟”阵线，简称民联。这一回真正地体现了3党在1999年的结盟实况，彼此不再顾忌。也在过去的5年考验了这3党合作的可行性与持续性。
然在另一方面，因为308政治海啸的冲击，致使国阵陷入窘境，顿失5州政权，更无法在国会拥有2/3的多数席。结果马哈迪一马当先地逼使阿都拉下台，并成功地将纳吉送上首相宝座（2009年4月3日）。纳吉在危难中的登场马上“切割”他与阿都拉的政治渊源，展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作风，“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的出炉和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改革也令人大开眼界；尤其是取消内部安全法令，允许自由和平集会，取消报章每年更化执照，及修改大专法令，允许大学生参政等等的大兴大革展现了纳吉的新风格、新路向和新方针。单就这几个大动作也让纳吉在政治上取分，他也在有意无意间将这重大的兴革拿来与其父亲敦拉萨的与中国建交（1974年）相提并论。
抑有进者，纳吉为争取华人的支持，在过去一两年内对华社的大手笔，拨款资助华校和给低收入者发援助金等利民措施，也使到华社调低或不再对政府做出尖锐的批评。
如果说，马哈迪及阿都拉的施政未能令华社满意而又怨言多多，那么纳吉则利用他的亲和力作风来“消毒”。他希望能用个人的声望和诚意来打动华人的心。在这方面，纳吉也在华社中建立起他的新形象，只是这对国阵整体有多大的帮助则有待观察。
也许纳吉不再担心马来票及印度票会流失，因为他相信这些票已有所回流，但对华人的投票倾向，他仍然耿耿于怀。这就是说他自己所说的，他希望用善意打动华人的心，以便有一些回流，而不会造成“政治种族倾向两极化”。结局是什么，我们很快就会在大选投票中找到答案。
刊登于2013年4月8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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