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自有选举以来，最难猜测的是第13届大选的日期，因为即使过了2013年的308后，首相纳吉还是请国人稍安勿躁，但走到今天不论怎样的推敲，大选日子已是越来越逼近了。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重大的突发事件，我国的国会将在两周之内宣布解散，紧接着选委会就会宣布大选的提名日和投票日。从这样来推算，本届大选落在4月下旬的可能性不可排除。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排在5月大选似乎又是必要时限。因此纳吉在算来算去后，择定4月或5月大选已是呼之欲出了。
事实上，如果按照过往的大选日期来分析，4月份似乎是执政党的“黄道吉日”。例如1964年的大选，我国也面对印尼对抗的危机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插足选举的挑战，可谓是多事之秋。但东姑不以为意，他选择4月举行大选。结果联盟取得大捷，连同东马的议席，共赢得了123席（总数是154席），以2/3多数席继续执政。反对党只取得31席。这之中包括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共有15个国会议员（但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左翼阵线蒙受重挫，社阵原本扬言要取得更多国席和执政槟州，讵料只赢得两个国席（1959年大选赢得8席）和3个槟州议席，政绩乏善可陈。
当年人民行动党只参加9席，但只1人当选，他就是后来担任新加坡总统的蒂凡那。
虽然反对党在国会内势单力薄，但有几尊大炮在国会排列，他们是林建寿、陈志勤、林苍祐及SP与DR辛尼华沙甘昆仲，有时也使到东姑难以接招；尤其是新加坡尚未退出马来西亚时，李光耀在国会内连株炮式的雄辩也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姑且摘录李光耀与林苍祐于1965年6月3日在国会大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厘清谁是种族主义者的新闻佐证之。那一天，李光耀拉拢林苍祐及陈志勤一起面对记者，以陈述事实的真相。其中涉及陈修信与林苍祐之间对意见的表述。
虽然林苍祐提及陈修信在1956年9月先后给他的两封信，但延至1965年的9年后，林苍祐才加以公布（他们两人的恩怨起于1958年马华总会长的选举，因为林苍祐打败陈祯禄而种下祸根。1959年陈修信反扑成功，林苍祐大权旁落，且在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1964年林苍祐重返国会，并与李光耀联手驳斥陈修信向种族主义低头）。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李光耀在国会内领导了反对党向联盟开炮，使得联盟上下不得不沉着应战，但在新加坡退出后，此景不再。
今天看来，东姑也不是刻意选择4月大选的，只是因为1959年的大选是在8月，他有需要提前几个月面对选民的裁决，以符合宪法规定。
当年联盟之所以大胜是因为左翼政党（社阵）及回教党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走得太近（当时印尼的口号是粉粹马来西亚），导致选民；尤其是华人选民对社阵的立场有些迷糊，也就转过身来把票投给联盟。至于林苍祐及辛尼华沙甘虽不与社阵为伍，但也因联盟气势如虹而无法震撼执政党。
巧合的是，在1982年的大选，刚上任首相的马哈迪也是选择4月举行大选的，同样领导国阵取得大捷，在总数154个国席中胜出132席；反对党只得22席，其中行动党9席及回教党5席。这意味着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议席比例是十分悬殊的，所谓的“两线制”形同挂在遥远天边的星星，无从落实。
事实上，在1982年华社有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是马华决心在槟城与民政争夺主导权（争取出任首席部长），用李三春的政途（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老大曾敏兴）来换得8对8席的分配，与民政平分秋色，且以胜出的议席来决定首长人选。
这一仗马华胜负各半，李三春胜了，但林建寿败了，无法争夺首长职。
另一方面，民政也出绝招，争取董教总派“华教份子”参政，打出了“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旗号。结果是胜负参半，郭洙镇输了，许子根胜了。然其重大的意义是保住了民政在槟州的主导地位。
这一年行动党无重大突破，处于挨打地位，勉强维持9席，曾敏兴失掉国席。
说来也太凑巧，1995年的大选，马哈迪又是选择在4月举行，而又再一次高唱凯歌，在全数192国席中，国阵胜了167席，反对党只得30席。这一年也是马哈迪政权轻松过关的大选，因为脱离国阵的东姑拉沙里倡组的46精神党已是陷入低潮，不再如同1990年的大选，给国阵带来巨大的压力。
正因为马哈迪胜得大写意，又重新掌控全局，也就在1998年发生革除安华党政职大件事。自那时起，安华与马哈迪之间的斗争就不断延烧，演变成今日安华领导的民联与国阵进行殊死战。
如果说1969年5月大选不是黄道吉日，那么2008年的3月大选也是对国阵不利，剩下来最有“看头”的就是4月了。
当然这只是推测不具任何科学根据。若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纳吉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一旦排除了3月和5月后，就是夹在两者间的人间4月天了。
4月会给国阵带来好运或给民联带来喜庆，我们不得而知，只有让选民来判决他们要支持哪个阵营。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两线制”应予发扬，因为只有两线制才能产生制衡，从而保障民主和公平。
让我们以热切的心情迎接期待已久的大选吧！
刊登于2013年4月4日《中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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